荒漠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1］。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未来30年，如不采取有效行动，土地退化将给全球带来23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开展荒漠化防治，遏制土地退化势头，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重要命题。荒漠化防治的重要目的在于通过有效提升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以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固碳释氧、保持水土、调控水文、维持生物多样性等作用^［3-4］，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的非经济价值。在中国荒漠化防治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科学量化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充分发挥荒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助于加深民众对荒漠化防治重要意义的认识，为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借鉴，对提高区域生态安全水平、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6］。

库布齐沙漠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北部，曾是京津冀的三大风沙源之一，是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沙漠。近年来，库布齐沙漠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生态治理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治理成效，对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造成了较大影响^［7-8］。库布齐沙漠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治理投入巨大，合理评价其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对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库布齐沙漠的直接生态效益或经济效益评价^［9-11］，少数研究针对库布齐沙漠所在地的部分区域开展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12］，截至目前，尚无相关文献以库布齐沙漠整体为研究对象，对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外部性、公共物品属性等特点，难以通过直接经济价值进行量化，因此可以通过观察公众（受益群体）表现出的支付意愿，采用替代评估技术来进行价值估算。鉴于此，本研究采用条件价值法（CVM），对库布齐沙漠治理的非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同时，基于CVM法计算出的结果，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影响民众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旨在通过正确评估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科学制定地区生态保护政策，引导全民参与库布齐沙漠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CVM又称为意愿价值法，可以在市场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对公共服务产品价值进行计量^［13］。CVM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通过构建虚拟的交易环境，得到受访者对某物品的最大支付意愿期望（Willingness to Pay，WTP），或是物品受损时可以接受的最小补偿期望（Willingness to Accept，WTA）^［14］。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25年，比利时学者用野生生物的游憩费用支出替代其经济价值^［15］。自Davis^［16］首次提出CVM至今，国内外大量学者运用该方法进行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面的研究^［17-24］。随着社会大众对生态环境非经济价值关注度的不断提升，CVM法逐渐成为资源环境等公共产品价值评估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方法^［25］。

目前，CVM通常采用样本支付意愿值的算术平均值来计算人均支付意愿的期望，并据此计算样本总体的支付意愿期望值^［26］。

式中：E（WTP）为样本的支付意愿期望值；A_i为样本的支付金额；Pi为该金额在全部样本中的概率；n为可供选择的金额数；Q为库布齐地区沙漠治理工作对于调研所在地的总价值量；P为受访居民平均正支付意愿率；α是相关群体总人数。

CVM经常与Logistic回归一同使用。 Logistic回归也被称为逻辑回归，是一种用于分析离散变量的概率型非线性回归的方法，分为二元Logistic回归（响应变量为二元分类，如是/否）、多元Logistic回归（响应变量为多元分类且无明显顺序，如红/黄/蓝）以及有序Logistic回归（响应变量为多元分类且有顺序，如好/中/差）。自变量形式不限，可以是有序分类变量（如文化程度）、分类变量（如性别）或连续型变量（如准确的年龄）。多元Logstic回归和有序Logistic回归就是将响应变量拆分成多个哑变量组，本质上都是二元Logistic回归。

二元Logistic分析的响应变量Y只有两种结果，1=发生，0=不发生。将Y=1的概率记为P，将P1-P称为优势（odds），取其对数并记logit P=lnP1-P。设有n个影响因子，χ1、χ2、…、χn，则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整理可得

或

对于连续型变量和二分类变量，公式中的回归系数β_j（j=1、2、…、n）表示自变量χj改变一个单位时（假定其他因素水平保持不变，分别取两个不同水平X_j=c1与X_j=c0），相应的logit P的改变量的比值（odds ratio，又称为优势比，简称OR）有以下公式：

于是有

综合考虑区域空间的关联度以及居民受沙尘暴影响的程度、对库布齐沙漠的认知度等因素^［27-30］， 本研究选取了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作为调研区域，同时，考虑到库布齐沙漠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为进一步考察本地居民的认知情况，将鄂尔多斯市从内蒙古自治区中单列出来进行调研。在确定调研区域后，利用网络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调研区域居民对库布齐沙漠治理的支付意愿。

调查问卷在查阅相关文献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初步确定了调研指标框架，经过小规模的问卷调查，并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对调研指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形成了正式的调查问卷。本调查问卷共25个题设，分为4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了研究小组的身份和此次调查问卷的目的。

第二部分是受访者基本信息。根据以往相似项目问卷调查的总结^［31］，本问卷主要项目包括性别、年龄、常居地、文化程度、职业及年收入等。

第三部分是受访者对荒漠化防治的认知和评价，侧重调查受访者对于荒漠化防治的背景知识储量与感受性评价。

第四部分是受访者对库布齐沙漠治理的认知与评价，同时设置了针对库布齐地区荒漠化治理支付意愿的题目。考虑到网络调查问卷的受众范围较广，被调查者的背景知识储备情况参差不齐并且没有专人进行引导，本调查问卷采用支付卡的方式来降低选择难度，题设及选项列于表1。

本研究于2019年11月8日进行试调研，回收问卷228份，针对出现的问题对问卷进行调整后，于2019年11月中下旬正式开展网络问卷调查，共回收调查问卷3 715份。在对极端数据、不合理数据等问题数据进行剔除后，最终得到有效调查问卷3 344份，问卷的总体有效率为90.01%，符合问卷回收率的相关标准。

针对网络问卷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本调研进行了一系列质量控制措施。首先，针对网络问卷可能出现的“滚雪球”问题，问卷在发放时，选择了不同年龄、职业的群体进行传播；其次，对于可能出现的“乱填”问题，本问卷在回收后对“常居地”选项及填写时的IP地址进行了比对，仅2%的调查问卷不匹配，考虑到出差、旅行等特殊情况，可认为该比例合理。

对数据进行逻辑分析处理后，本研究得到有效问卷3 344份，经过Excel处理并运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到样本居民的描述统计情况如下（表2）。

性别比例方面，男性1 629人，女性1 715人，女性占比略大于男性，样本性别分布均衡。

受访者的年龄分布较为集中，超过65%的样本居民年龄20~39岁，这与本次调研的发布方式为网络问卷调查有关，青年是网络的重度使用者。

从常居地情况来看，五省市（包括鄂尔多斯市）皆有分布，约40%的受访者常居地为北京市，这与本次调研的发布地点在北京市有关。

样本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较高，约75%的样本居民为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略低于本科学历者。该现象可能是因为学历较高的人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比较高，此外也为本次调查支付意愿的有效性提供了保障。

从事行业类别以学生和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为主，这与受访者文化程度较高的情况相符。

从受访者的年收入水平来看，5万元以内的占43.6%，5~10万元的占25.8%，这与受访者多为青年人和学生的特征相符，也与社会情况相吻合，调查结果可以认为是网民意愿的现实反映。

对受访者支付意愿的金额进行统计（表3），有89.9%的民众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来支持库布齐沙漠治理项目，选项主要分布在“20”、“100”和“200及以上”。

支付意愿为零的受访者，又称为“零响应群体”。零响应群体的预设原因选项及占比如图1所示。

在零响应原因中，“没有从库布齐沙漠治理中受益”、“库布齐已经被治理，不需要再投入”、“对库布齐治理效果不满意”属于没有支付意愿；“家庭收入低”是没有支付能力。二者合计50%，属于真实的零响应。“应由国家或政府支付”属于抗议性零响应，占27.8%。选择其他原因的比例为22.2%。

抗议性零响应率是问卷有效性的一个检验指标。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抗议性零响应率应在15%以下，而发展中国家因国情限制，抗议性零响应率普遍较高^［32］。

对于零响应群体（A₁），一般的做法是直接剔除或者用较小的整数替代。在本研究中，因抗议性比率较高，直接进行剔除会造成样本选择偏差^［33］，导致支付意愿的估计值偏低。

此外，观察到选择“200及以上”选项（A₆）的取值也存在讨论的价值。目前对于此类选项的处理方法各异。

由图3可知，民众支付意愿分布较为离散且选择“200元及以上”的占比较大，说明“200元及以上”选项的平均额度应严格大于200元。再考虑到零响应群体的部分抵消作用，最终A₆取250元来对抗议性零响应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表3）。

结合支付意愿公式，并根据以往文献经验^［34-35］，选择以下变量计算出分类支付意愿表（表4）。

根据表4可知，库布齐沙漠治理的平均支付意愿额为：87.04元；分地区支付意愿额分别为：鄂尔多斯95.22元，内蒙古（除鄂尔多斯）88.78元，山西77.33元，河北76.27元，天津96.06元，北京87.42元；各地区支付意愿额天津>鄂尔多斯>内蒙古（除鄂尔多斯）>北京>山西>河北。

根据各调研地区的平均支付意愿额可以估算库布齐沙漠生态系统服务对当地民众的总价值。理论上讲，本调查为网络问卷数据，所得的数值准确来讲应是网民的数据，在计算总价值量时，理应计算网民数量。但因暂时无法找到各地区网民的具体数量，故用常住人口数代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额为常住人口数乘以人均支付意愿额所得，具体计算结果见表5。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以下原因，计算结果可能低估了库布齐沙漠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1） 部分低收入家庭由于经济困难没有能力支付，但愿意以其他方式参与库布齐沙漠治理的，在本研究中其支付意愿以零响应处理。

（2） 库布齐沙漠生态系统服务存在明显的正外部效应，由于难以精准确定库布齐沙漠地区外的取样范围，本研究仅集中在京津晋冀蒙五省区市进行问卷调查，而没有调查其他区域的群体。

因此，可以认为，各地区计算结果只是对库布齐沙漠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部分估计，其实际总价值应该大于本研究的估算价值。

本研究重点关注支付意愿的两个维度：人均支付意愿额和有支付意愿人数的比重。下文用“人均支付额”代表“人均支付意愿（元）”，用“支付意愿比”代表“有支付意愿的受访对象比例”。

从性别（X₁）来看，男性的人均支付意愿额高于女性，而女性的支付意愿高于男性，说明女性更愿意捐款，但捐款的额度较男性低，可能与女性更具同情心但平均收入低于男性有关。

从居住地（X₃）来看，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均支付意愿额较高（高于内蒙古其他地区，且高于除天津外的其他地区），系因为鄂尔多斯地区群众对于库布齐荒漠化影响感受较深；内蒙古以外地区，北京、天津的人均支付额较高，山西、河北的人均支付额较低，可能是因为北京、天津的经济较为发达，平均收入较高，也可能是因为两市居民的环保意识较高，支付意愿较强。

从行业类别（X₅）来看，政府公务人员、军人的人均支付额较高，而学生群体虽然人均支付额较低，但支付意愿较高，可能是学生群体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比较关心，但由于没有经济收入，无法进行高额支付。

对于变量X₇，感受过沙尘暴与没有感受过沙尘暴的群体支付意愿差别不大，但感受过沙尘暴的人均支付额较高。

变量X₉与X₁₁趋势类似，选择支持中国荒漠化防治工作（听说过库布齐沙漠治理）的群体，不论是从支付意愿上还是支付额上，均明显高于不支持荒漠化防治工作的群体（没听说过库布齐沙漠治理的群体）。

对于有序变量X₂、X₄、X₆、X₈、X₁₀（共5组），可考察其人均支付额与单因素之间的关系。

观察图2可知，人均支付额先随着学历（X₄）的升高而升高，后来略有下降，但下降不明显，说明部分民众存在认知与行为的偏差^［36］；年收入水平（X₆）升高，人均支付额也随之升高，与经验相符；对中国荒漠化治理成效评价（X₁₀）越高，人均支付额的总体趋势越大，但评价为“差”的群体支付额比评价为“一般”的高，可能是因为评价为“差”的群体认为更需要投入资金治理。

观察图3可知，年龄变量（X₂）的人均支付意愿总体是上升的，但0~19岁比20~29岁的人均支付金额要高，可能是由于0~19岁的受访者对金钱的概念不强，容易出现虚高。60岁及以上的群体，不论是支付意愿还是人均支付金额都比较低，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会优先考虑养老等其他社会保障问题；随损失情况（X₈）变化的人均支付意愿先升高后降低，尤其是认为“损失极大”的人群，人均支付额为列表中的最低，可能是这部分人认为治理了也无效，产生了一定的抗拒心理。

对于本研究中的多分类变量，设置哑变量（哑变量设置见表4，由※标出），并假设

Y = 1(有支付意愿)0(没有支付意愿)

运用SPSS 25.0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表6），使用似然比检验（向前LR）。该模型预测正确率为89.9%，且以0.622的显著性通过了Hosmer & Lemeshow检验，说明模型拟合度很好。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支付意愿比较低，与分类意愿表的结论相同。

教育程度越高，支付意愿越高，该结果是极为显著的，但贡献度不大，优势比仅为1.157，可见教育程度并不是影响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这可能与中国近几年在生态环保方面的科普力度较大，民众整体环保意识提升有关。

与无业人员相比，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的关系不显著，政府公务人员/军人、企事业单位、学生相对支付意愿比较高，贡献度也很高，优势比均超过了2。其中，学生群体不论在显著性水平和优势比上均为明显正相关，支持了分类意愿表的结论。

支持荒漠化防治工作的群体比不支持的群体支付意愿比高，符合经验判断，并且优势比较大，属于主要影响因素。

认为荒漠化防治成效越好，支付意愿比越高，符合经验判断。

与没听说过库布齐沙漠的公众相比，听说过的公众支付意愿比更大，符合经验判断。

年龄（X₂）、居住地（X₃）、收入水平（X₆）、是否感受过沙尘暴天气（X₇）、因沙尘暴的损失情况（X₈），没有被纳入模型中。结合表4的支付意愿分类表来看，居住地（X₃）、收入水平（X₆）与是否感受过沙尘暴天气（X₇）明显影响了人均支付额，但没有影响到支付意愿比。对于年龄（X₂）和因沙尘暴的损失情况（X₈）不被纳入模型的原因可能是该序列变量引起的变化并不能保证是严格的线性关系，因此应用一般协变量分析方法失效。将这两个变量当做分类变量处理，其他变量的数字特征变化不大（行业类别（X₅）中的“事业单位”因显著性>0.05拒绝被纳入模型中），损失情况被纳入了模型中（表7），但年龄仍然是无关变量。

对于遭受损失情况（X₈），与没有损失/不清楚相比，损失较小与支付意愿比正相关，损失较大与支付意愿无关，损失极大与支付意愿负相关。因此，该变量由于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而没有被纳入模型。将X₄重新设置为分类变量后，再进行逻辑回归，调整后的模型回归结果见表7。

本研究采用CVM法对库布齐沙漠治理价值进行了分类评估，并且着重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综合分类人均支付额情况。

89.9%的受访者有支付意愿，表明库布齐沙漠治理的生态效益收到了民众的认可与肯定。对于零响应群体，36.4%的“家庭收入过低”民众，将来可能会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好转而转变支付观念。

居住地不影响居民的支付意愿比，但是会对居民的支付意愿额产生一定影响，各地区支付意愿额天津>鄂尔多斯>内蒙古（除鄂尔多斯）>北京>山西>河北。

调研区域内人均支付意愿额为87.04元，据此计算库布齐沙漠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为1 428 272.35万元，而实际的总价值应该更高。

收入越高对荒漠化治理的评价越好，支付意愿额越高；男性、50~59岁群体、居住在鄂尔多斯地区、政府公务员/军人、听过库布齐沙漠治理的人支付额较高，但教育程度对人均支付额影响较小。

支付意愿比与年龄（X₂）、居住地（X₃）、收入水平（X₆）、是否感受过沙尘暴天气（X₇）无关，而与性别（X₁）、教育程度（X₄）、行业类别（X₅）、遭受的损失大小（X₈）、是否支持荒漠化防治工作（X₉）、荒漠化防治的成效（X₁₀）、是否听说过库布齐沙漠治理（X₁₁）关联度较高；其中，性别、行业类别、是否支持荒漠化防治工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因此若想加大民众的支付意愿比，可以针对性地加大荒漠化防治工作的宣传力度。

由于CVM是基于假想市场的一种评估方法，偏差不可避免。此外，本研究采用的是网络调查问卷的方式，增大了系统偏差，因此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数据收集应采用多批次、多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