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的选址是地理学的重点关注内容。城址的确定，是一定区域内多种地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区域的环境特征在城市问题上的集中体现与反映^［1］，研究古城址的选址对了解区域的历史人地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干旱的气候背景下，河西走廊绿洲-荒漠演替与人类活动的关系长期以来备受关注，是理解生态脆弱区人地关系的典型地区。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将该区纳入中原版图后，作为连通东西、隔断羌胡的战略要地，中原政权一方面在该区通过修建障塞城堡进行防御，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郡县促进区域开发，使该区逐渐与中原大地融为一体。作为一个新开发的区域，尤其是之前为游牧民族占据的背景下，中原政权的进驻属于农耕文明的首次扎根，郡县选址因之无法在前人活动的基础上做出抉择，具有全新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其选址反映了当时中原民族对该地区的认识，也是当时人地关系的集中反映。

敦煌郡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关于敦煌郡的设立时间，研究者多有争论，考虑到本文的立意所在，此处不对其设立时间进行细致考证。可以确定的是，随着西汉政权在敦煌置郡设县的逐步推进，郡治位于敦煌县，构成了一郡六县（敦煌县、龙勒县、效谷县、广至县、冥安县、渊泉县）的总体行政格局。长期以来，学者集中于相应六县城址的考证，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该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丰富资料^［2-7］。然而，基于空间和总体视角来探讨城址与人地关系的研究较少，尚未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在长期野外考察及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该区域城址的选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并基于此规律对相关指示意义进行阐述，撰成此文，以期对干旱区绿洲城镇的选址研究有所参照。

敦煌郡作为河西四郡之一，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境域范围东起今玉门市西侧，西至库姆塔格沙漠东北缘，北部有北山山地阻隔，南部以祁连山、阿尔金山为界，包括今敦煌市和瓜州县的大部分地区（图1），区域年降雨量仅40 mm左右，降水稀少且蒸发量大，气候极为干旱，具有典型的温带干旱区气候特征。敦煌郡地处疏勒河流域，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主要河流有疏勒河（汉称籍端水）、党河（汉称氐置水）、榆林河等，对区域绿洲格局及城镇分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以西汉敦煌郡下辖六县城址为研究对象，探讨当时环境与社会背景下的城镇选址问题。行政区划及河流等环境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数据库；影像数据来源于Google Earth；关于研究区各历史城址的名称及地理位置，本文以谭其骧对《汉书·地理志》的考释^［8］以及《中国历史地图集》^［9］作为基础信息，结合史地典籍^［10-16］及前人研究成果，并通过实地考察进行精确定位。

收集整理关于汉敦煌郡六县城址的史籍文献资料以及相关城址的考证研究，对各县城址位置进行梳理和定位，运用地理学和历史地理相关理论方法，从宏观微观不同视角对确定城址的空间位置进行分析，总结其与所处环境的关系，形成敦煌地区汉代郡县城址选址的一般规律，探讨影响其选址的驱动因素，并对其指示意义进行阐释。

关于敦煌郡六县城址考证的研究颇多，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有敦煌县、龙勒县、广至县、冥安县。其中敦煌县址位于今敦煌城党河西岸的沙州城遗址^［5，13］，龙勒县位于今敦煌南湖绿洲东北的寿昌城遗址^［2，12］，广至县位于踏实乡破城子遗址^{［8，14-15］}，冥安县位于南岔大坑遗址^{［10，17-18］}（图2）。本文认可上述考证，不再赘述。另外两座县址效谷县、渊泉县有待讨论。

效谷县：《汉书·地理志》记载效谷县“本鱼泽障也……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10］。研究者根据汉简中对鱼泽障的记载将效谷城绘于瓜州县西、敦煌市东北^［8］。关于效谷县址位置的记载见于《沙州都督府图经》^［11］：“古效谷城，周回五百步。右在州东北卅里，是汉时效谷县……今北面有颓基数十步。”可知效谷城当在敦煌城东北三四十里左右，如今该区域已无历史遗迹可考，效谷县城址在历史发展中被破坏殆尽，无法得到精确定位，但位于敦煌市东北城湾农场一带的观点^［19］已得到广泛认可，本文也认同此说。效谷县城址与敦煌城一道受党河水滋养，且南距大泉河冲积扇缘不远，史念海^［20］认为古时大泉河水量远大于今日，经冲积扇面抵达效谷城附近的河水以及扇缘出露的泉水亦可为效谷提供一部分水源，具有“勤效得谷”的自然基础。

渊泉县：《汉书·地理志》渊泉县条下师古注曰：“阚驷云地多泉水，故以为名。”可知渊泉县“地多泉水”为典型特征。基于此，学界基本都认同渊泉县位置在昌马冲积扇北缘，而对于具体定位，多以清人的记载为主要依据：《大清一统志》记载“渊泉故城，在今州东，旧柳沟卫东，汉置”，陶保廉^［14］《辛卯侍行记》中说“故城在瓜州晋昌县东北，当在今州东四道沟、柳沟堡诸处”，主流观点多依此将其定位在四道沟古城，谭其骧先生也根据陶保廉的记载将渊泉县定位在四道沟附近^［8-9］。2011年宁瑞栋^［21］提出布隆吉乡的旱湖脑古城应是渊泉县故城的观点，本文认同其说，并从其他视角提出相关佐证，于下文展开论述。

敦煌郡县的设立是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的重建，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也铸就了其城址选择的特殊性。通过梳理敦煌郡各县城址的空间位置，我们不难发现，除了近水、近绿洲等干旱区人类聚落典型分布特征外，敦煌郡各县的选址还存在一些独特的规律与环境特点——以河流为依托且位于山前冲积扇缘与绿洲交接地带。

具体来看，六县自西向东分布，依次是龙勒、敦煌、效谷、广至、冥安、渊泉。龙勒县位于南湖绿洲，地处党河冲积扇西侧，东距党河冲积扇边缘4 km，党河水下渗以及南部雪山融水为其提供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敦煌县位于敦煌绿洲，地处党河冲积扇东侧，西距冲积扇缘6 km，南距大泉河冲积扇缘5 km，党河为敦煌绿洲带来了丰富的水源。效谷县位于敦煌绿洲北部，地处党河冲积扇缘东15 km、大泉河冲积扇北9 km，南部冲积扇下渗泉流以及丰富的地下水可为其提供充足的用水。广至县位于踏实绿洲，地处榆林河冲积扇东北侧，距冲积扇缘1.5 km，榆林河以及疏勒河西北径流是其重要水源。冥安县位于昌马冲积扇西缘古绿洲，东距扇缘仅1.5 km，汉唐时期疏勒河西北径流从该城东侧流经，从东面和南部冲积扇入渗的地下水资源亦可提供水源补给（表1）。可以看到，各县址皆位于山前冲积扇缘与绿洲交接地带。

从宏观视角看，敦煌郡最主要的3条河流疏勒河、党河和榆林河都从各自冲积扇的扇面与两侧山地之间的边缘地带流出，并注入扇缘洼地形成绿洲，在空间结构上形成了3组河流-冲积扇-绿洲-城址的地理单元，其中龙勒、敦煌、效谷县属于党河单元，广至县属于榆林河单元，冥安、渊泉属于疏勒河单元，3个地理单元在空间形态、形成过程、环境特征各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共同构成了汉代敦煌郡的基本空间结构。

城址的确定，是一定区域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敦煌郡各县城址空间位置的特殊性，主要取决于这片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反映了当时的人地关系。

在汉武帝收复河西之前，整个河西走廊为游牧民族所居。为巩固统治、隔绝羌胡，汉王朝在走廊内修建塞障、移民实边、置郡设县，逐步推进土地的开发利用，是农耕文明人地关系在这片区域上的重现与演绎。作为县一级的城镇，各县主要职能是管理屯垦戍边的移民，组织其进行农业开发^［5］，农业生产的适宜性是敦煌各县选址的首要考虑因素，主要包括地表水资源、地下水资源、地形地势、土壤条件等。

水源是人类聚居地选址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满足日常生活和农业灌溉的需求，逐水而居成为古人生活的一大准则。疏勒河、党河、榆林河是敦煌瓜州地区最主要的3条河流，敦煌六县城址皆位于这3条河流附近（图2），拥有丰富的径流或湖泊等地表水资源。其中敦煌县地处党河西岸；广至县距榆林河河道5 km左右，建渠取水便利；冥安县地处疏勒河西北径流西岸，该径流已断流干涸，古河道仍清晰可见；渊泉县地处玉门-双塔盆地，昌马冲积扇缘发育众多沟道，“地多泉水”；龙勒县地处南湖绿洲，其南2 km有寿昌泽（汉称渥涡水，今黄水坝水库）^［5，12］；效谷县地处党河以东，据史料记载或在“鱼泽”附近^{［10，22］}。

除了地表水资源，地下水也是敦煌地区生产生活的重要支撑。作为水文生态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下水在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23］。敦煌郡所在的疏勒河中下游地区，地下水资源丰富^［24-25］，既可作为补充水源，也存在与地表水的相互转化。在昌马冲积扇、榆林河冲积扇和党河冲积扇的前缘地带，上层分布亚黏土、亚砂土等细土，下层分布砂砾石，赋存潜水-承压水，地下水位较浅^［26］。同时，冲积扇前缘有泉水大量溢出地表，是地表水的重要补充^［26］。敦煌六县皆处在这样的前缘地带，既有充足的地下水作为地表水源补给，也便于进行地下水开发。据敦煌、居延汉简 “毋井者谷积”、“冰亭十石”、“渠井侯长”等记载^［26］，在汉代河西地区就已有凿井灌溉的例子，也印证敦煌六县选址的适宜性。

地形地势是影响农业生产以及城址选址的另一重要因素。农业种植往往在地形平坦、坡度较小的平原地带进行，既易于引水灌溉，可达性也较好。同时为了尽量避免洪涝灾害的发生，山前绿洲的农业开发往往最先都从靠近冲积扇缘地势稍高的地方进行。敦煌瓜州地区北有北山山地，南有祁连山和阿尔金山，中部有截山山地，地形地貌较为复杂，各冲积扇前缘地带以及冲积扇之间的平原是该区域主要的平坦地带，六县城址皆分布在这些冲积扇前缘地带之中，地势相对稍高，适宜进行农业生产和生活居住。

土壤的条件对于农业生产同样至关重要，土壤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植被的生长和演替^［27］。河流出山后裹挟着大量的物质，大颗粒的砾石和泥沙在山麓地带发生堆积，由扇顶向扇缘的堆积物质逐渐变细^［28］，这些细土物质在扇缘堆积，往往包含较多有机质和矿物营养成分，为农业种植带来了适宜的土壤条件。在敦煌-瓜州地区，敦煌六县所处的昌马冲积扇、榆林河冲积扇以及党河冲积扇前缘地带，广泛分布黏性土、砂及砂砾石多层结构，上层土壤以亚黏土、亚砂土为主^［26］，富水性较好，适宜进行生产生活。

平坦且土层较深厚的土地、相对丰富的地表或地下水资源、较高的气温与丰富的光照是绿洲形成的3个基本条件^［29］。敦煌地区冲积扇缘地形平坦，土壤肥沃，地表径流丰富且地下水位较浅，气候干旱且光照充足，因此形成了典型的天然扇缘绿洲，这些扇缘绿洲地带农业开发条件好，对于中原农耕民族来说是最先考虑的开垦地区。随着土地开发的推进，扩大垦区成为发展所需，一些距扇缘较远的地带也逐步得到开发利用，效谷县作为敦煌郡最晚设立的县，其垦区的大规模开发时间较晚，并逐渐与敦煌绿洲连成一片。适宜进行农业生产是敦煌郡县选址的首要考虑条件，当这些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城址也会随之迁移或废弃^［30］。

敦煌郡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中原地区与西域往来交流的咽喉之地。关于汉代敦煌郡境内的交通线路与驿置，悬泉汉简中有记载：“郡当西域空道，案厩置九所，传马员三百六十匹。”记载了敦煌境内设有9个厩置，串通了敦煌郡内的交通线路，关于这9个驿置具体是哪些，学界尚存在争议^［31］，但敦煌郡的东西主要交通线路基本已经得到共识，即：从渊泉县向西南，沿着昌马冲积扇缘至冥安县；从冥安向西至广至县；从广至向西沿榆林河冲积扇缘行至芦草沟口南；翻越截山山地至悬泉置；继而向西沿山前地带和冲积扇缘抵达敦煌。出敦煌前往西域的路线又可分为南北两条，南线从敦煌向西南至龙勒县，出阳关后向西南经崔木土沟、多坝沟，再转向西北至广昌燧；北线从敦煌出发向西北至玉门关，出玉门关沿汉塞继续西行可达广昌燧。可以看到，汉代交通道路主要是沿着冲积扇缘以及山前地带延伸的，与冲积扇面相比，这些地区地形平坦，通行条件较好，且水源充足，设立驿站可以作为中继站和补给站。同时，相较于广阔的平原中心地带，扇缘地带沟道往往较少，地表径流尚未完全“开枝散叶”，具备较好的通行条件，在扇缘和山前地带行进还可以将冲积扇面或一侧山体当作屏障，增加了通行车马的安全性。

城市的整体布局在空间距离上也有一定的规划性，与人口规模有较大的关联。《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说明汉代在郡县城市的布局上对人口密度有较多的考量。就敦煌郡而言，最西端的龙勒县城设在南湖绿洲，主要管辖南湖乡一带；往东在敦煌绿洲设立敦煌县，管辖北至汉塞、南至肃北的广大区域；后由于人口增加和土地开垦的需要，在敦煌县东北30 km设立效谷县；从效谷往东为广大的盐碱滩地，不具备农业生产的条件且不易管辖，因而选在农业经济基础较好的踏实绿洲设立广至县，管辖踏实绿洲和宜禾都尉所在的今瓜州县以西广大区域，其县境东西跨度较大，西距效谷城较远，堪为“广至”之名。后来在六工古城的位置分设宜禾县，也是为了适应人口和土地开发空间的变化；广至及其以东的榆林河、昌马河冲积扇扇缘绿洲地带，地理条件较好，分布有较为连片的绿洲，人口相对较多，因而城址的密度也相对增加，在相距不远的位置设立广至、冥安、渊泉3个县，说明这片区域是汉代土地开发的重点区域，人口密度也相对较大。

这种根据人口规模布局城镇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城市地理学中城市等级体系思想的体现。县城作为物质、人口、信息流动的节点，连同其管理的县境组成结节区域^［32］，区域的大小与人口规模一般成正比，不同等级的节点与结节区域——郡、县、里、乡——组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整个敦煌郡的城市等级体系。与平原地区中心-外围的网络状城市体系不同，河西地区由于地理空间的限制，只能沿走廊方向形成点-轴式城市体系，分布在各绿洲上的郡县城址作为整个空间的节点，沿冲积扇缘和山前地带的交通线作为轴带，将各节点进行串联，构成整个区域的城市空间结构。

作为县一级城镇，兼具人口集聚、行政管理、交通中转等功能，其选址必须要考虑足够的城市腹地，以应对人口的增长和未来的发展。与河西走廊东段相比，敦煌郡所处的河西走廊西段，降水量更少，绿洲面积较小且更加分散，因此郡县城址在选址时必须要考虑在相对较大的绿洲区上。敦煌绿洲、南湖绿洲、踏实绿洲、昌马冲积扇缘绿洲作为敦煌郡境内面积较大的几处绿洲，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和耕地规模，因而六县城址皆分布其中。除此之外，郡境内还有老师兔、东巴兔、多坝沟等面积较小的绿洲区分散分布，但由于其面积不足以承载县治且不当交通主道，因而只能作为小的垦区来管理。今瓜州县城所在的安西绿洲面积广大，土地开发程度较高，但其开发时间较晚，是在清代为安置吐鲁番回民才逐步拓荒开发的^［13］，该区域在汉至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多以盐碱滩地的面貌呈现^［33］。

前文已述，关于渊泉县城址的具体位置，前人多以清人记载为依据将其定位在四道沟古城。然若将上文所述城址分布的环境特点和影响因素套用在四道沟古城上，会发现该城作为敦煌郡最东的县治，或不太适合。疏勒河自昌马峡出山后，在今玉门至双塔水库之间的广大扇缘地带，发育着众多地表沟道，四道沟是其中水流最大的一支^［30］ （图3）。这些沟道有些是在古时就已形成，有些是在明清时期经人为对疏勒河水开发改道而形成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汉代之前，冲积扇面下渗的水源也会经冲积扇缘出露，在扇缘与北山山地之间的广大低洼平原地带形成沟道，甚至形成水草丰茂的湖沼地带^{［8-9，12，34］}。四道沟古城所处位置在西汉之前当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对于刚进驻河西的中原政权来说，寻找农业开发的适宜地是最重要的任务，四道沟附近虽然水源极为丰盈，但众多的沟道和湖沼对大规模农业生产并不适宜，且易发生洪涝灾害，交通通行条件也较差。

旱湖脑古城地处昌马冲积扇前缘泉水出露地带，城东有古河道沟道的遗迹，在遥感影像上清晰可辨，这些河道和出露的泉水可以为该区域提供充足的水源，堪当“地多泉水”之说。同时，旱湖脑古城所在的昌马冲积扇前缘地下水资源丰富，非常适宜进行凿井灌溉。且该城距离冲积扇缘距离很近，地势相对四道沟古城来说较高，可减少洪涝灾害的发生，交通出行条件也较好。因此，从敦煌郡整体空间视角来看，旱湖脑古城作为渊泉县址应当不误。反观清代文献中的记载，清人将渊泉县址定位在四道沟附近的依据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清代疏勒河中下游的河流水系、土地覆被等自然环境与西汉时期有较大差别，在清之前的史地典籍中也未见渊泉县地处四道沟的明确记载。那么清人很可能是基于当时环境特征进行的推测，未能以宏观视角审视敦煌郡的整体城镇体系与汉代的地理环境，从而错误定位。

敦煌郡是扇缘型绿洲城镇的典型分布区，其郡县选址独特的环境特点也是这类城镇人地关系的典型体现。在西北干旱区，以河流为依托并位于河流出山后形成的冲积扇缘与绿洲交接地带的选址规律已是普遍。从敦煌郡向东，酒泉郡的禄福县、张掖郡的觻得县、武威郡的姑臧县等重要城址，皆分布在冲积扇缘绿洲距离河流出山口不远的位置；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也是这类扇缘型绿洲城镇的广泛分布区，自东向西分布的米兰、且末等都是此类扇缘型绿洲城镇。西北干旱区绿洲常分布在山前冲积扇及河流中下游地区，而古人在进行初步开发时，在农业开发、自然灾害、交通通行等因素的综合考虑下，往往会首先选择冲积扇缘地带进行城镇布局。

汉敦煌六县城址的空间分布特点：分布在党河、榆林河、疏勒河形成的冲积扇缘绿洲上，且处在山前冲积扇缘与绿洲交接的地带，6座城址与其所处环境在空间结构上形成了3组河流-冲积扇-绿洲-城址的地理单元。

汉敦煌六县选址的主要影响因素：农业生产的适宜性是各县选址的首要考虑因素，包括地表水、地下水条件、地形地势、土壤质量等；良好的通行条件是县址选址的基础；人口密度和空间距离影响郡县城镇体系布局；绿洲腹地面积影响城镇发展空间。基于以上因素，扇缘与绿洲交接地带径流众多、地下水资源丰富、地形平坦、土壤肥沃，具备良好的农业经济基础，相较于绿洲中心地区地势更高，不易遭受水患，交通通行条件也较好，且背靠绿洲腹地。因此西汉政权将其首要开发区域，形成敦煌六县的城镇格局。

渊泉县址的定位：基于历史文献记载和对敦煌郡六县格局的整体分析，在农业生产、交通通行等因素的考量下，位于昌马冲积扇北缘的旱湖脑古城较四道沟古城设县建城条件更优，作为渊泉县址更为适宜。

干旱区扇缘绿洲城镇的一般规律：以河流为依托并位于河流出山后形成的冲积扇缘与绿洲交接地带的选址特点，是干旱区扇缘绿洲城镇选址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可对其他城址的历史地理研究有所参照，也是区域历史人地关系的很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