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强调“推动黄河上中下游地区协同发展，优化人口、资源、产业合理配置，依托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和综合承载力”。2024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进一步聚焦“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通过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推动要素跨区流动、文化跨域交流^［1］，促进沿黄城市间文旅要素共享、市场互通、协作深化^［2］，形成沿黄城市协同联动发展新格局^［3］。但目前黄河文化旅游发展存在文旅要素配置失衡、景区联动发展不足、黄河文化旅游品牌一体化建设滞后等问题，致使流域整体联动发展受阻。因此，本研究以空间关联网络为抓手，通过直观呈现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内部组织之间的动态关系^［4］，识别不同城市在流域文旅产业发展中的辐射与带动作用，有助于深化区域协调联动发展，为有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目前，关于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的研究较少，既有研究以全国^［5］、省域^［6］等宏观层面的时空演化为主，探讨了文旅资源关注度网络特征^［7］、文旅消费口碑空间分异^［8］、旅游流网络层级结构^［9］、旅游经济网络时空演化特征^［10］等内容。但从社会网络视角对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的深度解析尚且不足。研究方法上，学界普遍运用引力模型量化空间关联强度^［11］，通过灰色关联度解构系统耦合关系^［12］，借助空间分析法揭示网络空间异质性^［13］，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SNA）揭示网络节点中心度、网络密度、网络效率等拓扑特征^［14］，为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的构建提供了可借鉴工具。随着经济地理学从传统线性模式向网络模式的范式转变，复杂网络视角下的区域发展研究愈发成为热点议题^［15］。社会网络分析突破传统“属性”数据局限，将“关系”数据纳入研究，网络外部性的影响直观体现于网络结构^［16］，不仅能够把握各区域间文化旅游产业互动关系与关联路径，辨别不同节点功能，还能有效识别关联网络构建过程中的驱动因子与形成机制^［17］。网络形成机制研究方面，现有研究多从外生驱动视角切入，测度经济规模、交通可达性、政策扶持等外生变量对网络结构的塑造^［18］，或基于地理邻近、制度邻近、文化认知邻近等理论阐释空间关联的生成逻辑^［19-20］，对于外部环境要素与网络自组织演化特征的综合分析研究较少，导致对空间网络形成机制的认识存在一定局限。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①尽管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但目前仍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21］。本研究弥补了黄河文化旅游带实证研究的不足，还将文化旅游产业研究视角转向城市层面，为推进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提供了中宏观尺度的分析框架。②既有研究已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度探讨，但多是基于属性数据展开研究，较少关注其综合性、流动性、关联带动性等所引发的空间关联特征。本研究立足于复杂社会网络视角，将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置于关系网络框架下进行分析，突破了现有研究中仅基于传统数据的分析局限，丰富和拓展了文化旅游产业研究的外延，为文化旅游产业充分发挥其区域联动作用提供新视角和新路径。③现有研究评估了邻接关系、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市场环境等因素对文化旅游空间网络的影响，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化旅游产业内部协调、集聚、协同等核心特征的驱动作用，同时结合外溢理论，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黄河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的驱动因子与形成机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网络关系的学理认知，还可为黄河文化旅游带因地制宜部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提供经验借鉴。

综上，本研究立足黄河文化旅游带全流域视野，聚焦于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采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对黄河文化旅游带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进行研究，进而运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定量识别关联网络的影响因素，总结形成机制，以期为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和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提供参考。

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能够推动黄河文化遗产“活”起来、黄河文化故事“火”起来、黄河文化旅游“热”起来、沿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富”起来。2023年黄河流域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达5 337亿元，占全国26%，共计接待游客17.37亿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 598.77亿元。规模以上文化服务业企业收入为6 101亿元，文化市场经营机构及A级景区直接带动从业人员85.4万人，占全国比重达30%。截至2023年，黄河沿线城市累计获评A级旅游景区5 078家，占全国总量的32%。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5 058处，其中黄河流域就有2 111处，接近全国总量的一半。黄河流域具备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天然优势，但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差距明显，长期以中下游省会城市引领，上游区域发展相对滞后^［22］。区域间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失衡凸显，亟待破解协同发展壁垒，推动全流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据此，本研究参考黄河文化百科全书及相关研究^{［13，23］}，黄河主要流经9省66个市域（市、州、盟），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河口、郑州市桃花峪分别作为上、中、下游分界点。剔除核心指标严重缺失的市域后，剩下57个市域为本文具体研究对象。

鉴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测度多关注投入产出型指标^［24-25］，即发展要素与发展效应，同时考虑产业发展过程中政策、科技、生态等发展环境的影响作用^［26-29］，本研究运用3E体系，从发展要素（Element）、发展效应（Effect）和发展环境（Environment）3个维度构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表1），以及资源要素、人力资本、产业资本、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技术进步、生态环境、政策环境8个二级指标，并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确定27个具体测量指标，用于评价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

发展要素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包括资源要素、人力资本、产业资本等方面，旅游资源丰度以A级景区数量衡量，结合实际情况，通过熵值法进行量化，旅游资源密度采取旅游资源丰度与城市面积之比测算^［9］。文化资源丰度与文化资源密度同理，具体文化资源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馆^［30］。相关从业人员、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以及人均教育支出反映发展要素中人力资本的投入。以相关行业企业新增注册资本表征产业投资^［31］。发展效应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直观反映，具体表现为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经济效应通过人均旅游消费水平、旅游收入占生产总值比重与相关行业新增企业数量等指标来衡量，社会效应通过万人拥有餐饮、住宿业企业数，人均公园面积，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入境旅游人次等指标衡量，参考相关研究^［31］，通过企查查数据平台检索获取餐饮、住宿业企业相关数据。发展环境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助推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技术、政策、生态环境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借鉴相关研究^［27］，以“旅游”“文化”类地方司法、工作文件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比重来量化政策环境，地方司法、工作文件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选取每万人专利授权数、地方财政科学事业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表征技术进步，以城市绿化率、每万人绿地面积、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工业废水排放量表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其他数据来源于2008—202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专利汇数据库等。在数据处理上，对于个别缺漏数据用插值法补齐，并对所有指标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采用熵权法赋予各级指标权重。最后，通过多元线性综合指数法确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

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关联网络揭示各城市文化旅游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与互动模式，各城市为网络节点，节点之间的关联作用构成空间网络中的线，关系越密切表明区域联动发展水平越高。研究通过构建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关联矩阵^［32］：

式中：CRij为城市i与城市j之间文化旅游产业关联强度；Ci、Cj分别为城市i和城市j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Dij表示距离成本，由城市间地理距离表征；kij为引力系数。传统引力模型存在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关联作用的指向性不明、地区交互作用的非对称性不强、关联强度难以区分等问题。故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修正，以城市i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与城市i和城市j产业发展水平总和的比值作为修正后的引力系数kij，以凸显空间关联网络的有向性和非对称性。将引力矩阵中各行平均值作为阈值进行二值化处理（高于阈值为1，表示存在关联，反之则取0，不存在关联），从而将引力矩阵转化为空间关联矩阵。

社会网络分析法（SNA）通过量化复杂网络节点之间的联系程度，可宏观展现整体网络格局，揭示单个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与作用，是解析空间关联内涵、分析网络结构的有效方法。研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从整体网络结构与网络格局、网络节点特征、块模型等方面探究网络特征。整体网络特征包含网络密度、网络等级度、网络效率；网络格局由ArcGIS对关联作用强度进行可视化处理；城市节点特征包括度数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块模型则探究网络内部结构及各城市节点所扮演的角色^［33］。网络密度根据切分值确定，体现区域间的关联强弱或紧密程度：

式中：D为网络密度；n为节点数量；dij为直接联系数。

度数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D(ci)为度数中心性；d(ci)为与节点i相连的节点数量；Cc(ci)为接近中心性；d(ci,cj)为节点i、j的最短距离；CB(ci)为中介中心性；gjk为节点j、k之间的最短路径数；gjk(ci)为最短路径上经过节点i的数量。

黄河文化旅游带产业关联矩阵及其驱动因子矩阵均由关系数据构成，鉴于研究采用关联性质数据，在分析关联网络形成机制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引致的估算偏误等问题，本研究采用基于非参数估计的多元回归二次指派程序法（MRQAP）^［34］。MRQAP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均以矩阵数据置换为基础，计算相关或回归系数后，对各矩阵的行和列同时进行随机置换，然后计算置换后的系数，保存所有的系数值以及判定系数r2值，重复这种步骤上千次，最后依据随机置换产生的系数大于等于最终系数的概率，估计驱动因子的标准误及系数，并进行显著性分析。

2008—2023年黄河文化旅游带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其增长速度以2012、2015、2019年为重要节点，呈现增速起伏的阶段性特征（图1）。2008—2012年的快速发展突出表现在对文旅发展要素的大力开发上。《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首次将黄河流域文旅资源开发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资源整合。陕西、河南、山西等省纷纷启动沿黄公路建设与核心景区打造。2013—2014年增速放缓反映出产业结构调整引致的供需结构性矛盾，沿黄城市过度集中于传统观光业态打造，供给体系难以适应消费结构变化。随着文化旅游产业结构动能转换过渡，2015年黄河文化旅游带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阶段。《“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通过跨省协作，统筹文化遗产保护与线路开发，在用地审批、资金配套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致使产业发展效应逐渐凸显。2020年面临疫情冲击以及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压力，增速再次放缓，发展效应显著下降，但发展环境有所改善。2023年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动能逐步恢复。

从区域来看，黄河文化旅游带产业发展差异明显，呈现出由中游至下游再至上游依次递减的规律性分布特征（图2）。具体而言，文化旅游产业发达区域主要集聚于黄河中游与下游，发展滞后区域主要分布在甘肃、宁夏、青海及内蒙古等黄河上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薄弱省份，揭示出中国文化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同时，下游城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迅猛，逐渐缩小了与中游城市的差距，展现出强劲增长潜力。这一趋势在城市层面也具有普遍性。

本研究利用自然断点法将2008—2023年黄河文化旅游带内各城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水平（图3）。西安、郑州、济南、太原四大省会城市始终占据高水平发展梯队，展现出强劲且稳定的增长态势。相比之下，呼和浩特、兰州、银川及晋城等城市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游客需求多样化，逐渐暴露出产品供给乏力、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等短板，自疫情冲击后相继回落到中等水平。低水平区域城市初期依托黄河文旅资源整合、区域合作、联动营销等承接高水平城市溢出效应，吸引大量客流，但随着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加剧，其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错配等问题逐渐凸显，在同质化竞争中增速变缓。由此可见，各城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演化趋势差异鲜明，形成了高水平区域持续强化、低水平区域增长乏力的“马太效应”格局。

由式（1）和式（2）测得2008—2023年黄河文化旅游带57个城市的关联强度，并据此构建57×57的空间关联矩阵，作为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数据。从图4可以看出，样本期内网络密度保持在0.112~0.142，整体波动不大，网络关联度始终为1，表明城市间存在普遍关联，但整体处于弱联结状态。

具体来看，2008—2012年，网络密度由0.131增长至0.142，表明区域整体网络关联程度逐步增强。2009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秉持“协调发展、绿色生态、历史人文”开发建设理念，联合签署《黄河航运发展区域合作框架性协议》，在航道整治、港口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为区域联动发展奠定交通基础。在2011年沿黄九省区黄河之旅旅游联盟第一次会议上，组建了中国最大的旅游联合体——中国“黄河之旅”旅游联盟，搭建重要交流平台与桥梁，联合发布系列沿黄旅游带精品线路等，关联网络初步构建；2013—2014年，整体网络密度降至0.134。文旅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与长效协调机制缺失等问题显现，盲目投资与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掣肘整体效应释放，如四川若尔盖县、甘肃玛曲县、山西吕梁市等多地都在打造“黄河第一湾（弯）”品牌。在2015年网络密度到达峰值后再次回落，省域内部抱团发展现象频出，如山东成立“山东黄河流域城市文化旅游联盟”，郑州成立“郑州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协作体”等。文化旅游产业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差距开始拉大，网络等级度与网络效率随之提升，表明区域间壁垒逐渐加深，各自为政现象依旧存在，导致区域发展的正外部效应受到抑制。同时，由于整体网络密度较低，城市节点联系普遍较弱，而网络效率较高，因此只有少数如西安、济南、郑州等城市通过资源整合、人才吸纳、产业集聚等方式，实现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关联效应的逐步显现。

由于黄河文化旅游带城市间关联强度极差较大，故选用自然断点法来避免由固定断点方式造成的抹平式效应（将城市间关联作用强度小于均值的视为无效关联轴线，为优化呈现效果，不对其进行可视化显示），更易凸显网络结构特征。同理划分各城市的关联作用总强度。

2008年黄河文化旅游带关联网络呈现省会引领、辐射周边的散落式扇形分布格局（图5A），形成以少数核心城市为中心的扇形网络结构，较强联系主要建立在同省域内相邻城市间，跨省城市网络联系普遍较弱。如陕西形成以西安为核心，辐射咸阳、渭南、铜川的扇形网络结构。晋豫交界区则形成以郑州、晋城为主的双核结构，辐射至开封、新乡、焦作。山东形成以济南为核心，辐射至泰安、淄博的扇形网络。省会（首府）城市关联作用总强度普遍高于其他节点，黄河上游城市关联作用总强度与城市间关联作用强度均较低。这表明黄河文化旅游带网络节点发育不均衡，主要以高值节点带动周边节点，而高值节点较少的黄河上游则出现“孤立无援”局面。2015年，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扇形网络进一步发育，中心城市辐射范围不断扩大、辐射强度持续提升（图5B）。如洛阳融入郑州-晋城的双核网络，渭南受西安辐射带动明显。同时，二级节点数量增加1个，三级节点数量增加4个，四级节点数量减少5个，网络节点的空间异质性有所减弱。2019年中心节点的产业关联效应得到强化，但非核心节点增长乏力，马太效应放大，高等级轴线与节点规模大幅缩减，并收缩为点轴网络格局（图5C）。如一级节点减少4个，二级节点减少7个，三级节点减少9个，四级节点增加19个，省会（首府）城市的虹吸效应再度增强，低级别节点的空间异质性更加显著。2023年黄河文化旅游带关联网络格局重新呈现散落式扇形分布特征（图5D），在文旅市场复苏过程中更重视区域协调发展。

整体上看，网络关联强度小幅提升，城市间关系有所缓和。三级节点增加3个，四级节点减少3个。尽管金字塔型的网络节点分布特征有所弱化，但仍未有效缓解区域发展中金字塔型组织结构和倒金字塔型动力结构的悖论^［35］。如等级提升的节点位于西安、郑州等中心节点周边，对边缘节点的涓滴效应逐渐减小。此类结构性矛盾导致区域发展效能弱化，不稳定因素增加。如在黄河金三角地区出现了约1个百分点的跌落，即黄河金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在晋陕豫三省总和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8.1%降到了2023年的7.02%^［36］。总之，该阶段黄河文化旅游带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区域联动发展机制。

整体来看，黄河文化旅游带辐射能力呈梯度分化，中下游强于上游，省会（首府）城市显著高于其他节点，点入度数值较高且其节点间差异大于点出度辐射节点，这促使黄河文化旅游带形成以省会（首府）城市为主要辐射接收端，其他城市更多承担对外辐射功能的关系网络，并在空间上呈现南北向梯形分布特征（图6A）。梯形西轴线为陇南-榆林轴线，南起于甘肃陇南，向北途经天水、平凉、固原、庆阳、延安，直至榆林。梯形东轴线为洛阳-太原轴线，南起洛阳，向北途经焦作、晋城、长治、晋中，直至山西太原。梯形西轴线及其以西的辐射节点为黄河文化旅游带关联网络的边缘城市节点，梯形东轴线上多为中心城市节点，联通中下游，辐射带动周边城市。

通达节点的内接近性分布格局与辐射节点相似，但整体内接近性以热点为主，区域差异更显著，梯形特征进一步强化，而其外接近性呈现中心-边缘分布格局，仅有巴彦淖尔市为通达热点，多数通达节点的外接近性较低（图6B），说明黄河文化旅游带上的节点城市更多充当的是网络信息或资源的接受者，而不是一个主动的信息传播者。

枢纽节点呈现冷点区汇聚成簇、热点区零星散落的分布格局（图6C）。热点区显示枢纽节点主要围绕省会（首府）城市零星分布，冷点区则覆盖绝大部分区域。除省会（首府）城市西安、太原、郑州、银川、兰州、济南、呼和浩特以外，位于省域交界、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晋城也发挥了重要枢纽作用。但由于整体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等多重因素制约，黄河文化旅游带产业关联网络的综合调节控制力尚处较低层次，亟须进一步深化发展。

将黄河文化旅游带上57个城市按上、中、下游流域分为三大板块，依据内外部关系描述板块特征（表2）。基于像矩阵绘制简化图，直观展现板块间互动特征：标号圆圈象征各板块，循环箭头表示板块内部互动较强，方向箭头表示外部关系的流向。上游和中游板块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呈现为核心引领、辐射带动的部分互动型发展模式。该模式下，板块梯度分明，主受益板块的磁场效应显著，虽推动了多数板块间的互动，促使发展要素向少数中心城市高度聚集，但也易诱发板块内部协调性缺失等问题。如上游第Ⅲ、Ⅳ板块与中游第Ⅳ板块的溢出关系数远超其接受关系数，内部关系实际值与期望值之差较小或为负值。而黄河文化旅游带下游城市则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内联紧密、外联薄弱的直接传递型发展模式。该模式下板块间互动相对较少，但内部关系自洽，尤其注重省内城市间的良性互动。例如河南聚力省内文旅品牌打造，整合黄河郑州段沿线文化旅游资源，成立郑州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协作体。

随着技术创新和交通物流进步，地理距离对关联网络形成的影响逐渐减弱^［37］。学者们开始关注到邻接关系、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市场条件等外在环境的影响^［38-39］。同时注意到产业自身属性，如产业协调性、产业集聚程度、产业周期协同性等因素的影响^［40-42］。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关联网络的构建，既依赖市场力量驱动资源集聚、政府调控降低合作成本，搭建网络联通的“骨架”，又通过区域产业合作共赢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强化节点黏性并为网络联通输送“血液”，共同推动区域网络从“单打独斗”向“协同联动”演进，实现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因此，本文通过熵值法测算综合值后构建57×57的差异矩阵作为黄河文化旅游带区域关联网络的驱动因子，具体是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构建消费能力差异矩阵（X1），以公路里程数占总面积比重构建基础设施差异矩阵（X2），以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构建财政政策差异矩阵（X3），以文旅产业协调度构建产业协调差异矩阵（X4），以文旅产业区位熵构建产业集聚差异矩阵（X5），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周期协同性构建发展周期差异矩阵（X6），同时以各城市是否为同一省份、是否为同一子流域关系构建制度邻近矩阵（X7）、子流域关联矩阵（X8），进而借助QAP回归分析对其进行识别：

所有驱动因子指标观测时间均为2008—2023年。由于形成机制研究针对的是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的空间关联性，并不涉及溢出与接受关系，故通过取各驱动因子变量差异的绝对值将属性数据转换为空间关系数据，同时对引力矩阵进行对称化处理。

采用QAP方法检验各驱动因子与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关联网络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大小能够反映各驱动因子对因变量空间关联矩阵影响大小。结果显示，2008—2023年所有驱动因子与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关联网络的相关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基础设施差异矩阵、财政政策差异矩阵、消费能力差异矩阵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47、-0.136、-0.103，表明通达的交通网络、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及供需关系的高度契合是促使区域文化旅游产业产生网络关联的重要因子；制度邻近矩阵、子流域关联矩阵、产业协调差异矩阵、产业聚集差异矩阵、发展周期差异矩阵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36、0.368、0.225、0.156、0.087。说明行政区划界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旅游产业的跨区联动发展，但相邻城市间具备联动发展潜力。文旅产业协调程度、集聚水平、发展周期协同程度都对黄河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

通过5000随机置换进行QAP回归分析，得到可决系数R2为0.312，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选取的8个变量能够解释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关联网络的31.2%，拟合效果较好，而不同驱动因素对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关联网络影响的方向与程度具有差异化特征（图7）。①回归显著性上：制度邻近矩阵（0.000）、子流域关联矩阵（0.000）、消费能力差异矩阵（0.046）、基础设施差异矩阵（0.004）、财政政策差异矩阵（0.018）、产业集聚差异矩阵（0.001）、产业协调差异矩阵（0.000）和发展周期差异矩阵（0.045）均通过P<0.05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制度邻近、相同子流域、消费能力、基础设施、财政政策、产业集聚、产业协调、发展周期均对区域产业关联网络的建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②回归系数上：制度邻近矩阵、子流域关联矩阵、产业协调差异矩阵、产业集聚差异矩阵、发展周期差异矩阵的回归相关系数为正，表明其对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正向贡献作用。其中制度邻近矩阵回归系数最大（0.309），子流域关联矩阵回归系数为0.246，说明同省份城市间更易产生关联，且行政区划影响强于地理区划影响。虽然黄河文化旅游带上城市间整体网络联系逐渐加深，但仍是以省内城市联合为主，跨省、跨流域间联系较弱。产业协调差异矩阵（Coef=0.246）、产业集聚差异矩阵（Coef=0.093）、产业周期差异矩阵（Coef=0.04）也表现出较强的正向相关性，表明文化与旅游产业协作、文旅产业聚集、发展周期协同可以促进黄河文旅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利用，提高产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强区域产业间关联网络张力。此外，消费能力差异矩阵（Coef=-0.051）、基础设施差异矩阵（Coef=-0.081）、财政政策差异矩阵（Coef=-0.069）回归相关系数均为负数，表明其对关联网络的形成产生负向作用。

外溢理论强调经济活动或资源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其核心在于识别不同区域或主体间互动产生的辐射与联动模式，从而识别其动力传导机制^［43］。由于生成机理不同，可基于外溢的触发条件与作用效果将黄河文化旅游带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机制划分为以下3类（图7）：

功能性外溢指单一领域的目标实现需要依赖其他领域的同步跟进，强调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目标实现的连锁反应，即问题A（目标）与问题B（进一步的行动被要求的领域）之间的功能性相互依赖关系^［44］。在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中，文旅消费升级作为需求端目标，客观要求政策支持、基础设施等供给端领域协同发力，这种相互依赖构成外溢传导机制的触发基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破了城市地理界限，便利游客出行；相近消费水平推动城市在服务多样性、产品开发有效性以及质量精细化管控等方面更加匹配，实现文旅市场跨区共享；财政政策鼓励跨市文旅单位或企业开展合作，如“中国黄河50景”的联合打造，带动文旅资源共享、服务资质互认等配套机制创新，使政策效能延伸至整个产业生态。供需两端的结构性适配促使功能性外溢发挥作用，将基础设施承载力、政策引导力、市场消费力转化为网络“对接力”。这种基于功能依赖的外溢效应，表现为促进供需有效对接、产品集成开发与市场互通，激活供需协调机制形成，成为构建黄河文化旅游带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动力。

诱发性外溢是指问题的本质超出单一主体解决的能力范围，参与者无论自愿与否都将寻找共同途径化解，本质同功能性外溢一样，都是一种结构性压力^［45］。在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中，同质化竞争与资源碎片化压力迫使各市打破行政壁垒，通过跨域产业协作重塑发展格局。具体表现为文旅产业协调促进结构调整，创新文旅业态，为区域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增长点；文旅产业集聚以产业“高地”对“洼地”产生辐射与溢出效应，不仅推动技术、人才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还加快市场信息、管理经验和品牌效应等非物质要素共享；产业发展周期协同则助推文化旅游产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实现产业分工协作，重塑关联网络。如“黄河大遗址走廊”整合二里头、商城、州桥等遗址群资源与数字展演项目，形成考古研学、文创开发、科技体验联动的产业链。这种由结构性矛盾触发的协同机制，在诱发性外溢作用下将产业协调力、集聚辐射力与周期适配力转化为网络“联动力”，推动区域从被动协作转向主动共生，印证了外溢作用在破解“集体行动困境”中的理论张力，并在实践中推进黄河文化旅游带资源整合、业态创新、产业联动。

养成性外溢源于制度性权威为增进各方共同利益而采取的主动行为，即通过构建共同制度与强化自身权威，重塑主体利益认知以达成战略共识，实现区域发展的统筹调度^［46］。在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中，这种外溢效应主要通过双重路径实现：一是省级政府通过构建共同制度框架，以制度性契约统合分散的地方利益，统筹推进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形成推动区域网络关联的外部制度保障；二是依托子流域地理相近性与人文同源性，通过社会网络嵌入强化身份认同，成为协调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联动发展的有力支撑。如各省份纷纷成立（黄河）文化旅游联盟，通过制度性安排，统一发展目标，串联旅游景点与文化遗产资源，实施门票互惠、联合营销等举措，将分散的城市节点纳入统筹发展轨道。二者共同构成养成性外溢的作用基础，并将制度规划力、地理协同力转化为网络“调控力”，既通过制度权威保障区域战略执行，又借助内生关联促进城市自发协作，形成同城传导机制，引领黄河文化旅游带各城市有组织、有计划地执行区域发展战略。

文化旅游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整体向好发展。但在中心城市虹吸效应与同质化竞争压力下，城市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演化趋势差异明显，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形成“马太效应”发展格局。

黄河文化旅游带整体网络处于弱联结状态，网络正外部效应受限。网络格局呈现周期性演变规律。网络节点表现为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中心节点接受能力强但因扩散效应滞后以及网络通达性较差导致对外辐射不足，空间关联网络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块模型分析表明，区域网络关系存在一定的边界阻隔效应和行政区经济特征。中上游板块呈现“核心引领”的发展模式，中心城市的“磁场效应”显著。下游板块表现为“内密外疏”的网络特征，板块间互动少，但内部关系自洽。

黄河文化旅游带空间关联网络受供需协调、产业协作和同城传导机制共同影响。供需协调机制通过推动区域产品集成开发与文旅市场互通，实现供需两端有效对接；产业协作机制通过文旅资源跨区整合与业态创新，实现区域产业联动发展；同城传导机制则通过制度协同与利益协调，保障空间关联网络的稳定。

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区域产业联系与合作越发深刻地影响整体发展格局，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载体与流域经济联动纽带，其空间关联网络的构建对激活文旅资源价值、促进区域协同发展至关重要。相关研究已关注到区域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47-48］，以及文化旅游跨区域合作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49-50］，为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和方向引导。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突破传统区域合作的宏观叙事，转向城市层面文化旅游产业的社会网络关系分析，解构不同城市节点作用与网络演化逻辑。同时，结合流域特殊性与文化旅游产业属性，揭示供需协调、产业协作、同城传导机制对流域整体关联网络的塑造作用。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优化供需协调机制，构建全域文旅协同平台。立足黄河流域资源禀赋与市场发育的地域差异，以构建全域文旅协同平台为核心抓手，优化供需协调机制。平台建设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载体，对流域内文化遗产、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等文旅资源进行整合，搭建跨区域数据共享、产品协同、营销联动的智慧化平台，突出黄河历史文化精神内涵与旅游景观价值，培育一批具有标杆意义的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同时，依托平台建立全流域协同机制，在打造不同区域主体定位的基础上，实现上游、中游和下游之间的文化旅游产业优势互补，并依托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以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推动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

深化产业协作机制，打造跨域文旅产业集群。加强区域间产业协作，围绕“黄河文化IP”，建设一批展现黄河文化的标志性旅游目的地。如沿黄城市共同开发“中华文明探源”“黄河寻根问祖”“黄河世界遗产”“黄河古都新城”等系列主题文旅产品，提升黄河流域整体形象；通过构建沿黄城市文旅大数据共享平台，精准分析客源市场，统筹规划黄河沿线精品旅游路线，制定联合营销策略，并借助短视频矩阵、VR直播、虚拟代言等数字化手段扩大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同步培育文旅演艺、数字文博、智慧研学等新兴业态，通过技术外溢、劳动力转移、人才引进等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创新，打造黄河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优势。

强化同城传导机制，完善关联网络制度保障。以流域协同与省内联动双轮驱动，优化区域文旅产业空间布局。在流域层面，建立黄河文化旅游联盟，重点协调区域利益共享、资源互补问题，推动郑州、西安、济南等中心城市与上游边缘城市签订协作协议，通过项目共建、客源互送、管理经验输出等方式，“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发展；在省域层面，支持以省会（首府）城市为核心构建文旅发展共同体，通过统筹省内文旅产业布局、推动城际旅游线路互联、促进公共服务标准统一等举措，实现省会（首府）城市与周边城市在产品开发、市场拓展、基础设施共享上的深度衔接，形成区域文化旅游一体化发展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