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标志着黄河流域发展已从单一经济导向，转向生态-文化-经济协同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新范式^［1］。然而，黄河流域内生态脆弱性与文旅开发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区域内面临青藏高原冰川退缩威胁水源涵养功能、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生态承载力压力、生物多样性衰减冲击生态韧性水平等现实困境^［2］；另一方面，流域内文旅资源粗放式开发导致文化基因碎片化、旅游景观同质化，进而削弱了生态系统的自组织与适应能力，二者亟须打破胁迫与制约，通过多尺度协同治理产生正向互馈，弥合政策与行动的鸿沟。在理论层面，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协同发展的本质是人文-自然系统交互作用的具象化表达，文旅融合借助文化资源活化与旅游动能提升，可激活生态系统的内生动力，而健康富有韧性的生态系统则为文旅产业构筑稳定的景观基底与抗风险能力，但既有研究对二者交互作用的动态机制缺乏系统性阐释。因此，以黄河流域这一重要战略地区为研究对象，揭示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的协同演化规律及障碍机制，既是破解流域保护-发展二元悖论的关键路径，对于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有机统一也具有重要意义。

文旅融合是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及相关要素相互渗透、组合、交融，逐步突破原有的产业边界而形成全新共生体的现象与过程^［3］。相关研究聚焦以下3个方面：①融合模式及发展路径。学界从解构主义视角剖析两大产业的融合实践，基于产业互动、主导产业驱动、生产要素功能及发展主体视角提炼出文旅融合模式^［4-5］，并从横向和纵向维度探究文旅融合路径^［6］。②动力机制。部分学者基于产业融合理论构建文旅融合动力机制，内部动因主要包含生产互融、技术支持及产业优化等^［7］，外部动因包含政策保障、消费需求、创意经济等^［8］，也有部分学者从拉力、推力、支持力等视角总结动力要素^［9］。③成效评估与影响效应。学界在厘清文旅融合概念内涵、发展动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旅融合效应进行评估，并融合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方法^［10-11］；在影响效应方面，文旅融合对乡村振兴发展影响^［12］、社会福祉效应^［13-14］得到学者关注。生态韧性反映了生态系统面对外部冲击扰动时，能打破桎梏恢复到正常状态并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能力，学界主要从强度与响应度对其内涵进行剖析^［15］。对生态韧性水平的测度是研究的重点，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综合指标体系法与生态足迹法，并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非参数核密度等方法分析时空格局^［16-17］；评价体系多从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抵抗-响应-创新等视角进行构建；研究对象既涵盖长江经济带^［18］、黄河流域^［19］、珠三角^［20］等重要战略地区，也包含特定省市^［21］。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是黄河流域战略层面的重要举措，学界关注黄河流域文旅融合水平及溢出效应^［22］，探析城镇化对文旅融合的作用效应^［23］，并从制度与服务视角分析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路径^［24］，证实黄河流域文旅融合水平持续提升、城镇化水平及制度保障是驱动文旅融合的重要因素。在生态韧性方面，多数学者关注黄河流域在面临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困境下城市系统抵御内外生态风险能力的时空特征^［19］，部分学者则进一步探析生态韧性与土地利用^［25］、旅游经济^［26］的关联效应。

既有研究对城市韧性与文旅融合展开了多视角宽视角的探究，但仍存以下研究缺口待弥合：第一，针对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的关联研究成果不丰，缺乏文旅-生态-交互作用的协同理论框架，二者的互馈效应未被充分纳入理论建构。第二，黄河流域具有特有的自然-文化复合系统特征，但既有研究多从文旅或生态单一视角进行剖析，且对障碍因子识别与时空异质性考量不足，难以客观判断黄河流域生态-文旅是否协同共生，也无法精准识别其中的阻滞因子，导致治理策略的精准性不足。

为了填补上述不足，本研究借助2011—2022年黄河流域沿线9省区的面板数据，分别测度其文旅融合及生态韧性水平，基于协同论思想，运用哈肯模型测度二者的协同效应，从时空维度对其动态演化特征进行可视化呈现，并借助障碍度模型解析探析影响两大系统优质协同的阻力因素。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①突破单一维度评价局限，将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构建效应-格局-因素集成分析框架，提供了文旅赋能-生态反馈双向效应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拓展了人地系统协同理论。②通过协同论与复杂系统理论的交叉融合，揭示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交互的复杂效应，破解传统耦合协调模型可能存在的“伪协调”现象。③基于障碍因子的时空异质性研究，可为破解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二元悖论提供可操作的决策工具箱，亦为全球大河流域可持续发展贡献基于东方文明经验的范式。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文旅-生态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的本质是文化、生态与经济在时空维度上的重组与价值转化过程，具体表现为生态治理效能与文旅增值效应的协同提升（图1）。

从协同机制看，黄河流域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并非简单的资源转换，而是伴随着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在文化、经济、生态等多维度之间展开深层次的协同。具体而言：①文化资本转化与生态价值重构。黄河流域以农耕文明、红色文化、绿色生态为重要载体，通过非遗活态传承、生态博物馆等创新形式实现文旅资源的生态化转移。如呼和浩特有机串联沿大青山休闲生态景观走廊、沿黄河生态旅游体验走廊，加速文旅资源与绿色生态的和谐共生。②产业链条延伸与生态文明建设。文旅产业集群催生生态治理需求并有助于反哺生态文明建设，形成经济-生态正向反馈机制，为当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保障。③政策与治理的协同优化。政府通过政策激励与制度创新，制定一系列绿色发展政策，如设立生态保护区、绿色旅游示范区等方式；此外，借助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及文旅项目环境影响追责制，有效打破文旅与生态的掣肘。就演化特征看，系统协同演化遵循自组织（两大系统均按照自身规律运作，通过正向互馈为巨系统提供协同动力）、非线性（两大系统的相互作用并非同步均衡态势，存在一方驱动另一方的过程）、开放性（通过与外界的物质、信息与能量交换，保持系统有序结构形态）、非平稳性（存在起伏跌宕过程，具体表现为协同水平的涨落）^［27］。

从障碍因素看，黄河流域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是复杂巨系统，二者并非同步均衡态势，存在一定交互胁迫效应。①资源配置差异及区域非均衡。黄河流域内部存在显著的资源禀赋、生态基底及区位可达性差异，如河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及河湟文化的传承保护、开发利用水平差异明显，流域内的生态环境面临水源涵养、水土流失及三角洲的保护等不同问题。②多元主体利益冲突。黄河流域范围广，文旅发展与生态保护牵涉利益主体多，如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目标不一致，且流域内早期注重文旅经济效益，忽视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③文化认同与生态责任感弱化。部分地区存在文化认同缺失及旅游粗放开发的困境，当地居民对生态保护的认知不足，难以建立起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会导致文旅资源开发与生态韧性提升脱节，加剧二者的协同障碍。

产业融合理论强调，发生融合的产业间存在要素功能和范围的相互关联和渗透。基于理论分析并借鉴权威文献^［10-11］，本文从融合基础与融合绩效两方面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其中，融合基础反映了两大产业的资源禀赋及服务供给，可为产业融合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融合绩效反映了两大系统的能值产出及其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可为产业融合提供内生动力，本文从文旅营收、吸引力及对经济的支撑等方面进行构建（表1）。

生态韧性是指城市生态系统面临内外部冲击时，保持其结构稳定及功能正常的抵抗适应能力，以及在受到扰动后能够快速恢复到原有状态或转变为新的稳定状态，继续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的恢复能力。本文借鉴权威文献^［16-18］，从抵抗力、适应力及恢复力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其中，抵抗力反映了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指数，各类污染物排放是城市所面临生态环境压力的直接表征；适应力反映了生态系统维持健康稳定的能力，对污染物的综合处理能力及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是适应力的重要体现；恢复力反映了生态系统从偏离轨道到回归正常轨道的能力，以城市经济水平及各类生态资源拥有量进行衡量（表1）。

本文借助综合发展水平指数测度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及城市韧性水平，遵循如下步骤：①对各数据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②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③运用加权法测算综合水平得分，详细公式见参考文献［13］。

哈肯模型是借助协同论思想判别系统有序度的重要方法，能有效揭示复杂系统的非线性演化过程。该模型能有效规避传统耦合模型将不同系统人为进行系数划分，导致计算信度降低的弊端，可通过寻找系统变量间的序参量（慢变量）与被支配量（快变量），识别序参量所处的演化阶段，利用绝热近似原理求解序参量方程和演化方程组，准确揭示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复合巨系统的复杂协同过程^［28］。基于哈肯协同值测度并充分考虑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将协同水平划分为4类（表2）。

障碍度模型能有效测度各指标因子的障碍度，从而判断各障碍因素的主次关系及其对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复合巨系统的影响程度。公式见文献［29］。

本文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对象，根据河道流经区的自然环境和水文情况，将其划分为上游（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中游（陕西、山西）、下游（河南、山东）。相关数据主要源于国家统计局、文化和旅游部以及省区统计局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极少数缺失数据利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从文旅融合水平看，研究期内，黄河流域文旅融合水平整体具有显著提升趋势，反映了区域在深入传承黄河文化基因及增加高品质旅游供给方面所产出的突出成效，但省区间存在显著的“极化”特征。基于省域视角，均值呈现山东（0.929）>四川（0.602）>河南（0.576）>陕西（0.428）>山西（0.306）>内蒙古（0.260）>甘肃（0.169）>青海（0.059）>宁夏（0.016）的格局（图2）。山东居于绝对的“翘楚”地位，拥有泰山、孔庙等文化遗产，已凭借底蕴深厚的孔子文化和齐鲁文化形成独特旅游品牌。四川、河南处于次核心地位，四川文旅资源禀赋优越，特色的农耕文化与儒家文化彰显黄河流域文旅特色；河南自古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原文化、河洛文化知名度大吸引力强。陕西、山西、内蒙古处于一般水平，陕西拥有西安大雁塔、兵马俑等世界知名文化遗产，但面临基础设施建设欠缺、文旅产业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山西历史遗迹丰富，但在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支持不足、市场拓展较为缓慢；内蒙古旅游资源独具特色，但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不充分，且旅游市场规模较小。甘肃、青海、宁夏文旅融合水平低下，这些省份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且整体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较低，文旅融合处于起步阶段。

从生态韧性水平看，研究期内，黄河流域整体生态韧性水平有所提升，区域非均衡性持续减弱，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基于省区视角，生态韧性水平均值分布格局为宁夏（0.567）>内蒙古（0.559）>青海（0.512）>山东（0.442）>陕西（0.366）>四川（0.317）>甘肃（0.303）>山西（0.298）>河南（0.290），反映了文旅融合水平滞后省份的生态韧性具备突出优势，也从侧面表明文旅产业发展与生态系统保护之间存在一定交互胁迫效应（图2）。宁夏加强了沙漠化土地的治理，通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政策，提升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与适应力；内蒙古积极推进内蒙古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两区生态韧性水平位居前列。青海地处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具有天然恢复力，加之在三江源地区开展的大规模生态恢复工程，整体韧性水平相对较高。山东、陕西生态韧性滞后于文旅融合发展，山东作为经济大省，能源消耗、工业污染等问题对生态系统产生了较大挑战；陕西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但生态系统受到气候干旱、资源过度开发的约束。甘肃、山西、河南的生态韧性水平低下，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漠地带，生态系统面临较大压力；山西早期过度依赖煤炭工业，引致大气污染、土地沙化及水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土地开发和工业扩张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压力。

基于哈肯模型检验流程，文旅融合水平为序参量，是驱动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复合巨系统向高效有序发展阶段演化的主要动力。从区域整体尺度看，黄河流域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协同水平由2011年的0.456攀升至2022年的0.613，以2018年为拐点，呈现出快速提升—平稳运行的协同演化趋势，尽管自2020年以来受外部特殊事件冲击，协同水平略有下滑，但整体增长趋势明显（图3）。一方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为加大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推动绿色发展与文化旅游共生协调营造了良好的建设环境。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水平提升，文旅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增强，加之生态友好的理念持续深入，生态旅游项目及绿色交通体系持续推进，进而在区域层面形成了两大系统的良性循环。

从三大板块看，以协同水平均值为参考，下游（0.791）>中游（0.573）>上游（0.425）。下游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河南、山东是黄河流域的经济重心与交通枢纽，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为文旅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也促进了生态保护的投资和政策落实。中游地区经济较为薄弱，文化资源丰富但尚未形成系统化的产业集群，文旅融合深度与广度较为有限，而生态保护也面临着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问题，两大系统正向协同效应并未充分彰显。上游地区协同水平较低，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滞后与文旅产业动能匮乏的双重制约，尽管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致使文旅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化程度较低，而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工作同样面临较大困难。

从省区协同水平均值看，黄河流域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协同水平排名为：山东（0.895）>四川（0.701）>河南（0.688）>陕西（0.634）>甘肃（0.513）>山西（0.505）>内蒙古（0.493）>青海（0.333）>宁夏（0.094）。山东协同水平居于“领头雁”地位，齐鲁文化底蕴深厚，依托儒家文化和孔子故里文化品牌，加之滨海文旅资源丰富且生态基底良好，文旅产业与生态韧性形成正向循环。四川省拥有长江与黄河双重文化浸染，农耕文化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儒家文化加强了文旅融合的深度，加之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文旅产业能充分赋能生态发展。河南省属于典型的文旅融合-生态滞后模式，河洛文化具有较强底蕴，文旅吸引力突出，但经济滞后、基础设施较弱，生态韧性面临较大压力。陕西、山西以黄土高原文化与佛道文化为特色，但文旅资源向产业转化存在脱节现象，加之传统的煤炭、钢铁等重工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甘肃、内蒙古、青海、宁夏均属于生态领先-文旅滞后的模式，这些省区文旅产业均处于起步或初级发展阶段，无法给予生态系统正向支持，且4省区均位于黄河流域上游，承担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旅产业的快速推进。

研究期内，协同水平处于失调及初级协调的省区数量逐步减少，由2011年的7省区减少至2022年的5省区，中高协同水平的省区数量明显增加（图4）。具体来看，山东始终属于优质协同行列，一方面，山东围绕文化+旅游+生态形成了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山东提出并贯彻文化振兴与生态振兴并重的理念，鼓励生态修复与文旅项目积极互动，形成良好正向效应。四川经历了初级协同—中级协同—优质协同的跨越，研究前期，四川文旅发展经济导向明显，引发了如岷江、沱江等地表水体质量下降问题；2015年之后，四川积极探索生态保护和文旅开发的双赢模式，如九寨沟、峨眉山等景区通过生态旅游的方式结合生态保护措施，逐步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河南位居中级协同与高级协同行列，文旅资源禀赋突出且积极开发国家森林公园、黄河文化生态旅游区等项目，文化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较为协调，但大量承接工业建设及庞大的人口压力阶段性给生态系统承载力带来冲击，由此导致部分年份的协同水平呈现波动。山西、陕西协同等级经历了初级协同/系统失调—中级协同的进阶，山西前期以煤炭产业为支撑，生态环境压力较大，而文旅产业受限于知名度、地理区位等薄弱环节；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山西重视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的平衡，并积极打造生态文化旅游带，协同水平显著提升。陕西生态系统面临水资源短缺、土地沙化与荒漠化等现实困境，但借助文旅优势有效弥补了系统的差距，随着延安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结合、黄帝陵绿色旅游等新模式推进，激发了系统协同发展的正向动能。甘肃、内蒙古、宁夏、青海4省区始终在系统失调与初级协同等级徘徊，区域面临文旅资源开发不足、旅游形象不鲜明的产业发展困境，在基础设施建设、宏观政策制度及资本力量注入等方面均有欠缺，如何在合理保障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基础上激活文旅产业动能，是后续建设发展亟待思考的问题。

由图5可知，协同水平呈现自东向西平缓递减到中部追赶再到连片高峰的动态演化格局，中高值区范围逐步扩大、低值区范围逐步缩减。2011—2015年，协同水平在32°—38°N、112°—116°E形成小范围“高峰”，山东省占领协同水平高地，而中低值区则自东向西平缓递减，形成连片平谷形态，区域整体的等值线相对稀疏且整体起伏较小，表明此阶段黄河流域协同水平的“极化”现象相对较弱，上游及中游省份协同水平存在低水平趋同现象，而“洼地”在38°—40°N、102°—107°E形成小范围集聚格局。2019年，高值区范围持续扩大且等高线数值明显增加，已由东部“极峰屹立”格局向“东中部连片高峰”形态演进，反映了中游地区协同水平对下游的追赶效应，区域整体的等值线变得密集且起伏较大，自南向北形成了明显的“悬崖差”，呈现“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分异格局，反映出上游省区协同水平已严重滞后于中下游地区，黄河流域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协同水平的空间“极化”现象有所增强。至2022年，高值区范围持续扩散，形成东部连接中部的集聚式连片格局，低值区范围仍位于西南角，且与东部仍存显著的高低差，亟待进一步缩小上游与中下游地区协同水平的发展差距。

从系统学视角看，两大系统协同发展是子系统及内部诸要素由冲突到适应、由拮抗到协作的复杂演化过程。因此，借助障碍度模型，基于时间和地区层面，对文旅融合及生态韧性各评价指标进行障碍度识别。

在时间层面，2011—2012年，排名前列的障碍因子为公共图书馆数量（T₂）、博物馆数量（T₁）、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E₅），集中于文旅产业及生态系统的公共服务供给层面，表明研究前期文旅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有所滞后，这是此阶段文旅产业重效益轻保障的客观体现；而生态系统同样面临基础设施保障力度偏弱的困境。2013—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E₉）、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E₅）进一步成为最突出的障碍因子，烟（粉）尘排放量（E₄）成为排名前列的新障碍因子，文旅融合层面障碍因子影响力度有所下滑，反映出“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期间，黄河流域文旅融合绩效与发展动能取得了明显进步，但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工业产业持续引入给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绿色发展带来的冲击，污染物排放、生态环境治理成为主要的障碍因素。2021—2022年，文化产业接待人次（T₁₂）、公共图书馆数量（T₂）成为新的主要障碍因素，这反映了受外部特殊事件冲击，中国文旅产业发展环境及运行动能均经历明显的负向胁迫，如何促消费、保增长成为文旅产业恢复力提升关键，而烟（粉）尘排放量（E₄）、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E₅）仍构成重要障碍因素，表明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迈向优质协同可持续道路仍需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强调绿色低碳发展（表3）。

在地区层面，阻滞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优质协同的障碍因素差异显著（图6）。从流域角度看，障碍因子位居前列的为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E₅）、烟（粉）尘排放量（E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E₁₃）及国际旅游人次（T₁₇），障碍度前三的因子均集中于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关指标，这充分说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制约黄河流域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优质协同的短板，而受制于区位可达性、旅游知名度等原因，黄河流域旅游业在国际吸引力与创汇方面存在不足。上游地区主要障碍因子为文化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T₄）、旅游固定资产（T₈）、文化事业费（T₉），集中于文旅基础投入及绩效产出层面，这呼应了前文黄河流域上游文旅发展滞后于生态建设的测算结果，反映出上游地区文旅产业起步晚、用于文旅的资产投入存在劣势，文旅绩效产出及知名度也不具备优势，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区尤为突出。中游地区主要障碍因素为艺术场馆数量（T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E₁₃）、国际旅游收入（T₁₅），表明普惠性设施、旅游绩效及生态绩效成为阻碍协同的重要阻力，亟待通过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修复生态系统探寻可持续发展道路。下游地区主要障碍因子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E₈）、建成区绿化覆盖率（E₁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E₁₂），均为生态韧性层面指标，面临城市化快速推进及文旅发展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升生态韧性、坚持绿色发展道路是未来的着力重点。

黄河流域整体文旅融合水平具有显著提升趋势，但“极化”格局突出，下游地区水平优于中上游地区。流域整体生态韧性水平有所提升，区域非均衡性持续减弱，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上游地区的生态韧性水平优于中下游省区。对比可知，黄河流域文旅融合与生态韧性两大系统综合水平存在错位现象。

文旅融合是主导黄河流域文旅-生态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的序参量，流域整体协同水平呈现快速提升—平稳运行演化趋势。从区域及省区看，呈现下游>中游>上游协同格局，山东、四川协同水平优势明显，山西、陕西两大系统互馈能力有限，河南属于文旅领先—生态滞后发展模式，甘肃、内蒙古、青海、宁夏协同水平滞后。

优质协同及中等协同省区数量稳步递增，山东始终处于优质协同行列，四川、河南经历了协同等级的跨越提升，陕西、山西逐步迈入中等协同阵营，初级协同及系统失调区集中于上游省区。从空间分异特征看，协同水平呈现自东向西平缓递减到中部追赶再到连片高峰的动态演化格局。

研究前期，障碍因素聚焦于文旅产业及生态系统的公共服务供给层面；随时间推移，污染物排放、生态环境治理成为主要障碍因素；研究末期，受外部特殊事件影响，文旅产业脆弱性凸显。区域层面障碍因素迥异，黄河流域整体障碍因子集中于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层面；上游地区文旅基础投入及绩效产出成为主要短板；中游地区需关注文旅设施建设以及生态基础保护；下游地区受制于生态韧性支撑要素不足及生态环境问题。

构建分区协同治理框架，弥合区域发展差距。上游地区应以生态保护-文化补偿为核心，建立生态监测与文旅资源活化联动机制，提高文旅基础投入。中游地区需着力推动水土保持-红色文旅协同模式，将淤地坝工程、退耕还林区嵌入红色旅游线路，通过门票收入反哺生态修复。下游地区以湿地修复-文化创新为核心抓手，统筹生态价值转化与文旅品牌升级。

强化序参量主导作用，优化双向反馈机制。需推动文旅产业多元化，大力支持低碳、环保的旅游项目，开发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绿色旅游产品，并推广可持续旅游发展模式。打造文旅-生态创新联合体，鼓励中心城市布局文旅科技产业园，推动文旅产业在经营过程中实行生态补偿机制，鼓励文旅企业加强环境治理与社会责任的承担。充分利用黄河流域内的生态文化遗产资源，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模式的创新，开发生态友好的文旅产品。

构建梯度化生态保护体系，提升文旅生态价值。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执行，文旅项目严格遵循生态红线规定，强化生态脆弱地区生态基底的保护。上游河源区应强化生态屏障功能，通过设定旅游开发承载力阈值、引导高端生态文旅收益反哺生态管护；中游水土流失敏感区需聚焦生态修复与文化价值协同，在陕晋甘豫等生态韧性薄弱区域推行绿色文旅工程；下游河口区须突出陆海统筹，构建滨海湿地生态廊道，开发生态旅游线路。

强化政策协同与跨部门合作，合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建立黄河流域的文旅生态一体化发展机制，设立生态旅游专项基金，出台相应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执行的监测与评估，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项目，形成区域内的绿色经济循环。加强文旅部门、生态环境部门、财政部门等多方之间协同合作，推动不同区域文旅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品研发的资源共享。

本文仍存以下不足：囿于数据获取限制，本文从省区层面进行测度分析，随着旅游及环境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未来应将研究靶向聚焦市域、县域等微观区域进行更细粒度的分析。由于系统复合性特征，本研究从障碍度视角分析其阻滞要素，未来可针对具体的驱动因素进行测度并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