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增进农民福祉”。和美乡村不仅是美丽乡村的“升级版”，更是对未来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目标要求的明确和深化^［1］。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建设的主要路径，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有效抓手。乡村旅游与和美乡村协同发展再一次拓展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内涵和外延，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的发展关系^［2］。一方面，乡村旅游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能够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综合性的产品服务和体验^［3］。另一方面，和美乡村作为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多目标协同发展的系统工程，势必会激发出宜游功能，进而为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提供多元化支撑^［4］。可见，在推进乡村生态文明与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解决乡村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提高乡村居民生活水平，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发展是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问题。旅游作为乡村生态化产业发展的主力军，为乡村生态宜居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5］。黄河流域作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探究其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具体内涵、演化过程及形成机制，这对于新时代黄河流域地区实现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融通发展以及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相较于美丽乡村研究成果，有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研究仍旧处于起步阶段^［3］，其作为乡村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补充，已有研究集中在内涵诠释讨论。崔钊达等^［6］、吕捷等^［7］、张红宇等^［8］在美丽乡村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和美乡村更强调“和”，在具体内涵上既要保留美丽乡村针对生态宜居宜业要求，又重点深化了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兼顾乡村居民的物质和精神双重追求，可以概括为神、形、业、人四大要素^［1］，是推进乡村产业、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在和美乡村建设的指导下，以乡村旅游赋能乡村实践发展已取得了一定进展^［9］，但围绕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仍处于初始时期^［10］，且偏重乡村旅游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内涵展开探讨^［11］，并具体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出发，提出相较于乡村地区传统的单一农业产品供给，乡村旅游能够提供农产品之外的休闲文化体验，促进乡村市场产品丰富多元化发展^［3］。需求方面则提出伴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深度实施，乡村居民需求已由单一的物质经济增长延伸至精神生活提升的多重和多层次需求^［12］。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关注了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问题，麻学锋等^［5］提出两者协同关系的本质为人-地-业共生关系。张圆刚等^［3］提出乡村旅游与和美乡村兼具有人-要素-治理3个维度，是两者能够协同发展的基础。谭佳欣等^［10］认为和美乡村与旅游城镇化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开放系统，但两者在发展过程之中能够通过要素流动—结构优化—功能互补，形成系统间各要素的相互适配与共生发展。

上述研究为理解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关系提供了基础支撑，理论上证明了两者之间存在协同融通发展可能。但是，目前有关两者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多聚焦于乡村旅游赋能和美乡村发展的单向视角展开。实际上，两者协同发展应当是相互渗透和关联的促进关系，结合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时代发展要求，探讨两者协同发展的实证分析尤为必要。同时，已有文献成果针对乡村全面振兴发展与区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实践相结合关注较少^［13-15］，该类地区是破解生态环境整治与乡村人居环境提升、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文化保护传承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机融合的难点所在。为此，针对黄河流域地区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如何促进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融通发展，将成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此，立足于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目标，本研究通过阐述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理论内涵，采用哈肯模型、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2012—2023年黄河流域45个全国旅游重点镇（乡）所在的城市为例，深入探讨了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特征及演化差异，识别推动两者协同发展的提升路径，为推动黄河流域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并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提供参考。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为新时期对“乡村美”的新理解，是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为目标，能够满足乡村居民物质生活需求表象和精神文明追求内核的乡村^［2］。其中，“和”代表系统治理协同发展之和^［3］，“美”则代表各系统综合形态之美，两者的核心均遵循“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针对乡村地域系统的“三生”研究，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将其划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16］。可以归纳为生产和美、生活和美、生态和美的“三个和美”发展逻辑。具体生产和美代表美的生产，是乡村发展的根基^［9］，能够促使乡村生产向绿色、集约和高效化转型。生活和美作为乡村发展的内在属性，势必对乡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人文精神素质以及整体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包括强化乡风文明建设、提升物质生活富裕程度、优化治理体系等^［11］。生态和美作为乡村发展的外在属性，对乡村居民的人居环境及保护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4］，秉持着“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的理念，生态和美作为美丽环境“宜居”的乡村，是提升乡村生态福祉和提升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2］。总之，生产和美、生活和美、生态和美的和美乡村是兼具自然资源增值、居民生活幸福、生态可持续的乡村。

乡村旅游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其自身具备鲜明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内涵，这使得旅游导向的乡村与和美乡村在发展内涵上具有一致性。一方面，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了乡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的全面提升，而和美乡村在此基础上，从宜居和宜业两个方面推动了乡村全面升级，夯实了乡村旅游发展基础^［17］。另一方面，与农业、工业、劳务输出等传统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相比，乡村旅游与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具有深度的内嵌性^［18］，乡村旅游发展既能够带动政府、居民、创业者等多主体协作，还能带动相关土地、资本、服务设施等要素发展，这使得旅游成为推动和美乡村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可知，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两者表现出较强的相互依附性和协同发展特点（图1）。

要素流动方面，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两个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交互作用，受资源丰度、政策扶持和发展环境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两个系统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非同步性和差异性，然而两系统之间要素的协同发展势必促进乡村地域空间组织重构，从而加快两个系统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实现产业、文化、人才、生态和组织等要素的流动。具体而言，和美乡村是乡村旅游资源价值转换的空间载体，而乡村旅游能够吸引外地游客、外来投资和人力资本，能够有效推动和辐射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能够为乡村地域系统中的主体要素流（原生居民）-客体要素流（旅游者）提供互动的生活和文化空间场域，能够有效缓解乡村地域生产要素投入不足对旅游发展的约束，要素流动作用推动原本主客割裂的发展关系演化为和谐稳定的多主体共生网络关系。可见，要素流动是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先决条件，有利于开拓两者协同发展的新空间。

就结构优化而言，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能够促使乡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生态结构重构和优化，在两系统双向促进的经济体制层面来看，带来了乡村产业生产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产业价值链拓展，乡村旅游极大促进了非农产业发展力度，缓解了乡村对农业的依赖，乡村经济稳定性提升，同时非农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效应显著增强，推动乡村资源的整合和优化；社会结构优化而言，依据劳动力无限供给现象可知，过剩劳动力投入到有限的农业生产不利于生产效率提高，而乡村现代化发展势必会造成原有剩余劳动力转移，乡村旅游能够吸纳大部分劳动力，促使劳动资源合理配置，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文化结构而言，和美乡村建设注重乡土精神内核的传承与认同，乡村旅游通过挖掘乡土文化和遗迹资源，提高乡土文化吸引力，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发展；生态结构优化而言，和美乡村建设要求优化人居环境，优质的乡村风貌和景观是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乡村旅游本身作为绿色生态产业特性，有助于强化乡村生态环境保护。

从功能优化来看，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表现出了环境“宜居”—设施“宜业”—生活“和美”三重功能逻辑。环境“宜居”是两个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提升乡村居民福祉的重要抓手。在两者协同发展的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作用和影响下，设施“宜业”的功能不仅能够促使当地乡村居民就业，还能够引导外来能人、企业家和高校毕业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促使乡村商业环境持续改善，乡村产业发展基础的支撑逐步强化。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不仅关注物质环境的改善，还注重精神层面的建设，治理体系优化、社会秩序安定等都离不开乡村核心价值观深入，生活“和美”作为两个系统协同发展建设的精神支撑，促使乡风文明持续深入韧性以及拥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针对乡村地域系统内涵认知研究已基本达成共识，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将其划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16］。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立足于乡村资源生态特色优势，充分凸显了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三生功能融合”要求^［10］。其中，生产和美作为乡村发展的根基，是一种美的生产，能够促进乡村生产方式向绿色化、节约化、现代化方向转型发展，将选取绿色生产、资源节约和生产绩效3个指标进行综合衡量；生活和美是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需要从改善物质生活层面考虑其指标构成，更需要从乡村文化和组织管理层面解析建设内容框架，以全方位增进乡村居民福祉，将通过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管理能力和治理举措加以衡量；生态和美是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构建宜居和美乡村建设的必要条件，需要重点关注生态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选取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表征。此外，本研究考虑到黄河流域本身具有生态脆弱性，加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离不开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和优化，在具体指标选取过程中，增加了节约用水量、乡村环境卫生投入、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等指标，尝试从有限资源利用的压力、乡村环保投入力度和环境卫生治理成效等方面综合衡量生态脆弱性及其治理问题。通过增加以上这些指标，能够表征人居环境改善持续投入、拥有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以及建设与城市一致的生活污水和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5］，从而实现持续改善公共环境，将乡村生态“美”展现于乡村和美之“形”^［3］，打造乡村绿色宜居美丽家园，这也是和美乡村实现生活和美、生产和美、生态和美的应有之义。

针对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而言，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3，19］，遵循乡村旅游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要素维-组织维-环境维三维逻辑分析框架设计评价指标。具体而言，要素维度的核心在于资源、人力和资金的投入，这些要素的参与式建设，有助于推进乡村旅游在赋能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组织维度是以充分激发乡村旅游效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产业规模和产业绩效展开衡量；环境维度具备能够促进乡村旅游多元要素发挥的综合作用，包括制度环境、安全保障、文化传播和市场环境。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从生产和美—生活和美—生态和美构建和美乡村评价指标体系，从发展要素—发展效应—发展环境构建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表1）。同时，考虑到文化和旅游部所遴选出的全国旅游重点镇（乡），符合文旅资源丰富、旅游特色产品鲜明、公共服务设施完备和能够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条件，与本研究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测度研究吻合。据此，本研究将以黄河流域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所在的45个市域为案例地。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乡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市统计公报、Wind数据库等平台数据库。针对部分难以直接获取的数据指标，需要进行计算获取。其中，乡村旅游要素集聚效应表示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要素在空间的集聚程度^［20］，采用乡村旅游收入与地区面积之比。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度采用乡村旅游收入区位熵来衡量^［21］，具体通过乡村旅游收入与第三产业产值之比的结果除以所在省份乡村旅游收入与省份第三产业产值之比的结果。市场化指数采用测算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22］。

序排列多边形面积法通过衡量多个变量所构成的多边形面积来计算多维度综合发展水平^［10］：

式中：G为各系统综合发展水平；α为各指标之间的夹角；a₁，a₂，a₃，…，a_n+1为相应各个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w₁，w₂，w₃，…，w_n+1为相对应的各个指标经由熵值法获得的权重数值。

本研究基于哈肯模型识别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关系，该方法是通过识别两个开放系统协同演化过程的有序度，先分别假设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两系统为快、慢两种变量，再利用绝热消去方法剔除慢变量对系统协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最终有效识别出影响两个系统协同发展的快变量，即对两系统协同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序参量，并据此判断出两个系统协同所处的状态^［20］：

式中：q₁、q₂表示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两系统的状态变量；λ1、λ2分别表示两系统变量的阻尼系数；a、b为常数。假定q₁=q₂=0，认为系统此时为定态解状态，同时满足|λ2|≫|λ1|，λ2>0时，则将q₁、q₂分别认定为快、慢发展系统。在此基础上，令q2=0，可获得以下公式：

式中：q₁为序参量，并据此构建系统演化方程：

对序参量的相反数展开积分运算，获取势函数v：

考虑到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为年份，呈现出离散特征，为更加准确地拟合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整：

在上述计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测度系统序参量与稳定点之间的距离，进而获得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值：

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是在贝叶斯层次模型基础上演进而来，与贝叶斯层次模型相比，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通过加入时空交互项，能够具体刻画地区时空演化过程中的线性演化速度趋势。综合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而言，考虑到研究对象样本数值可视为连续变量，适用于多维正态分布进行测算^［23］：

样本似然函数：

参数先验分布：

时空过程函数：

式中：Y_it 、μ_it 、σY2依次表示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水平、期望值、方差；λit、σμ2分别表示协同水平期望值的期望和方差；α表示截距项；S_i 表示空间格局项；b₀、b_1i 分别表示协同水平的线性演化趋势及线性速度；b₀+b_1i 表示地区局部演化态势，若其结果数值高于0，表示地区局部速度演化呈现扩张趋势，若结果小于0，则表示地区局部速度演化呈现收缩趋势；t-t_mid表示相对于中间期的时间差项；α表示扰动项。

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过程具有复杂性，区别于传统的自变量-因变量二元统计分析难以揭示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而fsQCA分析方法以集合论为基础，重点探讨了多变量作用与协同结果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更适用于探讨差异化的地区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路径选择问题。据此，本研究通过fsQCA分析探讨多条协同发展路径。该方法需要计算一致性和覆盖率两项指标^［24］：

式中：X、Y分别表示影响因变量集合、被解释变量集合。一致性表示能否引致因变量结果产生的充分性，覆盖率则表示某一特定因素组合对解释变量的诠释程度，具体测算本研究采用四值锚值方法。

2012—2023年和美乡村整体发展水平均值为0.241~0.621，可划分为两大阶段（图2）。第一阶段为2012—2017年，是和美乡村发展的萌芽期，呈现出波动发展特征。这一时期虽然并未正式提出“和美乡村”，但通过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美丽中国”、2013年农业部启动了创建“美丽乡村”活动、2015年《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发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有效地推动了各地区美丽乡村建设，促使乡村在宜居宜业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和美乡村”新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为2018—2023年为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发展的重要时期，该时期亦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后的推进时期。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并提出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023年，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提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实验项目，探索不同地区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典型路径和方法。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增进农民福祉”，各地区纷纷响应并因地制宜探索适合地区自身实际的和美乡村建设路径。

从一级指标演化趋势来看，观察期内，生产美发展水平均值为0.091~0.244，且上升幅度最大，表明伴随着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发展，乡村构建起了绿色化、低碳化、集约化和生态化的特色产业，“生产美”成为推动“乡村兴”的主要动力。生活美的发展趋势与生产美类似，两者表现出相辅相成的特征，缘于乡村地区人民生产水平的显著改善，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乡村居民文化生活需求，有利于形成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生态美发展水平整体最低，说明虽然生态环境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支撑点，但生态资源的转化利用效率仍有待提升，导致其对乡村经济潜能激发不足。

2012—2023年乡村旅游整体发展水平均值在0.141~0.356，整体低于和美乡村发展水平，但其发展过程同样具有鲜明的政策引导性，综合演化趋势可划分为2012—2017年、2018—2023年两大阶段（图2）。具体第一阶段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期，上升演化发展趋势显著。乡村旅游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伴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国家政策层面提出了支持农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富民工程、休闲农业健康发展、贫困村旅游扶贫、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等举措，为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阶段为乡村旅游的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乡村旅游配套政策出台密集且政策指导更具有系统性，一方面将乡村旅游视为推动乡村富裕的支柱产业，进一步拓展乡村旅游融合功能，另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各地区不断完善乡村旅游服务标准，以适应和满足消费市场需求。

从一级指标演化趋势来看，乡村旅游发展环境水平均值最低，在0.028~0.098，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短板。观察期内，乡村旅游的发展要素和发展效应分别为0.063~0.146和0.048~0.151，呈现出交替领先发展趋势，说明乡村旅游要素投入与效应产出具有相辅相成的发展关系，表明乡村旅游投入增加会带动产出增加，呈现正比发展关系，即整体来看，伴随着美丽乡村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旅游发展处于投入产出边际效益递增的良性发展阶段。

依据黄河流域“三段分界”方法，具体探讨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三大地区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王淑佳等^［25］研究将乡村旅游发展类型划分为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生态体验型。景区依附型乡村地处国内外知名景区边缘，便于依托景区稳定的客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具有空间依附性、客源共享性和要素互补性特征，高度依赖于景区附近的国家公园、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著名的旅游吸引物等；文化遗产型依托于目的地本身的历史文化遗存，如传统村落、红色遗址遗迹、民族文化、非遗项目等；生态体验型在发展过程中依赖于地区独特的气候、地貌、植被等生态资源，发展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生态农业、康养旅游等。具体将黄河流域乡村类型划分为上游景区依附型、上游文化遗产型、上游生态体验型，中游景区依附型、中游文化遗产型、中游生态体验型，下游景区依附型、下游文化遗产型、下游生态体验型共九大类型。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乡村地区发展的多元性，单一化归类存在困难，在借鉴邹永广等^［26］研究基础上，重点聚焦于这些乡村旅游重点镇起始发展所依赖的核心资源为基础和标准进行类型划分。具体在选取的45个全国旅游重点镇（乡）所在的城市中，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和生态体验型分别为11、8、26个。结合图3可知，就总体各维度发展均值而言，下游三类地区居于首位，其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生态体验型和美乡村均值分别为0.169、0.187、0.202，相对应的三类地区乡村旅游均值为0.134、0.235、0.246，生态体验型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中游三类地区均处于中等水平，其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生态体验型和美乡村均值分别为0.194、0.196、0.173，相对应的三类地区乡村旅游均值为0.233、0.247、0.197。上游三类地区发展水平整体处于末端，其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生态体验型和美乡村均值分别为0.161、0.154、0.158，相对应的三类地区乡村旅游均值为0.155、0.118、0.112。上游三类地区发展较为均衡，中游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发展水平较高，下游生态休闲型发展水平较高。

结合乡村发展类型而言，上游地区的景区依附型各维度得分居于首位，其中依附于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酒泉市牙泉镇发展水平最高，而上游地区生态体验型整体各维度综合得分较低，发展较好的地区为临夏州和白银，这些地区邻近沿黄休闲旅游经济带核心区，拥有黄河流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罕见的湿地资源，生态资源丰富多样且旅游开发条件成熟，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与之相比，其他多数生态体验型整体发展水平普遍不高，且均集中于生态美维度发展水平较低，缘于上游多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虽然这些地区具备丰富多样的生态资源，但其生态资源具有一定脆弱性，自我修复能力较弱，更需要在保护的基础上有序开发，引致其发展相对缓慢。中游地区各维度发展较高的地市集中在景区依附型和生态体验型，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汉中、延安、安康、商洛4个地市发展水平较高，而阳泉、长治、大同、临汾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以生态体验型数量为主，且均集中于生活美维度，发展偏低，亟待转型升级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型发展路径。下游地区各维度发展较高的地市集中在文化遗产型和生态体验型，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地市为威海、临沂和泰安，而鹤壁、安阳和信阳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具体偏低维度均集中于乡村旅游发展效应，表明虽然下游地区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但与此同时，发展效应短板仍然阻滞着乡村旅游健康发展，乡村旅游的融合扩散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其综合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表2可知，这一阶段乡村旅游满足绝热近似假设，是主导协同发展的序参量，而和美乡村则处于从属地位。在参考林树高等^［27］研究的基础上，将两者协同发展效应由低至高，依次划分为分割衰退∈［0.0，0.2）、分割改良∈［0.2，0.4）、协同过渡∈［0.4，0.6）、协同提升∈［0.6，0.8）、协同优化∈［0.8，1］5种类型。

由图4可知，在乡村旅游作为主导协同发展的序参量阶段，观察期内济南协同水平最高，而海南州最低，有将近半数的地市属于分割衰退类型，仅极少数地市属于协同提升类型，包括成都、呼和浩特、郑州、济南4个市，但仍处于初级协同水平。南充、广安、宜宾、攀枝花、陇南、庆阳、鄂尔多斯、大同、安康、商洛、汉中、延安、安阳、鹤壁、信阳、泰安等16个市始终属于分割改良类型，说明黄河流域两者协同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进一步对比两个时期发展演化可知，西宁、白银、银川、通辽、晋城由分割衰退升迁至分割改良类型，酒泉、咸阳、延安、洛阳、临沂、威海、潍坊由分割改良升迁至协同过渡类型，这些地市率先开展了“乡村振兴旅游牌”活动，比较典型的如打造了乡村旅游的“洛阳样板”“齐鲁样板”等，极大地增强了协同发展效应。但是除了少数地市协同等级发生了升迁现象外，黄河流域整体由低等级向高等级升迁的类型仍旧较少，表明虽然乡村旅游作为主导序参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两者协同水平，但协同等级升迁缺乏上升活力。具体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协同水平均值依次为0.227、0.261、0.378，中上游地区处于分割衰退类型，下游地区处于分割改良类型，呈现出下游至上游的阶梯递减特征。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效应虽然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仍旧偏低，两者协同发展表现出无秩序的失衡发展特征。

本研究通过哈肯模型对2018—2023年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两个系统序参量展开协同分析，结果如表3可知，这一时期和美乡村作为主导序参量，乡村旅游则处于从属地位，表明该时期和美乡村开始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由图5可知，济南协同水平最高，而兴安盟最低。观察期内始终处于协同提升类型的地市包括酒泉、陇南、庆阳、临夏、呼和浩特、安康、商洛、延安、安阳、威海、潍坊，主要集中于中下游地市。相较于乡村旅游主导阶段，这一时期两者协同发展水平上升显著，该阶段有超过半数的地市协同发展水平处于分割改良类型以上，宜宾、武威、鄂尔多斯由分割改良型上升至协同过渡型，咸阳、郑州、泰安则由协同过渡型升迁至协同提升型，且不存在等级类型降迁现象，尤其伴随着“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发展，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和美好生活的演进，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促使两者协同发展不断释放出新的活力。整体而言，上游地区等级升迁发展尤为活跃，表明和美乡村发挥主导协同作用能够显著提升两者协同发展活力，未来上升空间较大。具体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协同水平均值依次为0.322、0.357、0.503，中上游地市以分割改良类型为主，下游地市以协同提升类型占据主导，仍旧处于领先地位。总之，与上一个阶段相比，在和美乡村主导协同发展作用下，虽然多数地市两者协同等级上升显著，但黄河流域整体地市的协同发展水平仍以分割改良类型占据多数，两者协同发展不充分和差距仍旧较大，且地市之间协同发展失衡现象显著加剧，地区分化发展现象进一步凸显。

本研究通过测算Bayesian层次时空模型中有关和美乡村和乡村旅游协同演化的线性速度项b₀+b_1i 的后验中值估计可知，观察期内4个时间段内黄河流域各地市两者协同水平的线性演化速度存在显著差异（图6）。具体上游地区而言，乡村旅游作为主导两者协同发展序参量的前2个时段，整体线性演化速度为负，整体发展较为缓慢，而和美乡村作为主导序参量的后2个时段，多数地市线性演化速度逐渐由负转正，反映出观察期内上游地市虽然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各地区发展差异显著，但其线性演化速度具有后发优势，呈现出强者愈强的“剪刀差”演变型态。中游地区在观察期内整体线性演化速度由负转正，且各地市线性演化上升速度在黄河流域内发展最快，在观察期内表现出了“平行线”的演变型态，其强增长态势鲜明。不同于中上游地市的上扬增长态势，下游地区前2个时间段内线性演化发展速度较快，但后2个时段线性演化速度有所放缓，缘于下游地区乡村旅游本身发展水平较高，具备先发优势，在和美乡村主导下乡村旅游逐渐由成长期步入了边际效用下降的成熟期。

综合以上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线性演化速度分析，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不同主导序参量影响下的协同发展规律（图6）。具体而言，在乡村旅游主导两者协同发展阶段（2012—2017年），呈现出了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两者功能分割的独立发展特征。这一时期是两者协同发展的起步阶段，整体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具有无秩序、非线性和突变性的失衡发展特点。与之相比，在和美乡村主导两者协同发展阶段（2018—2023年），处于协同发展上升时期，两者协同分割逐渐缩小，是两者协同发展由无秩序向有秩序演进的过渡时期，具有鲜明的自适应性调节特征，从而诞生出了更高阶的有秩序结构。需要说明的是，两个时期引致主导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序参量的转换，可能原因在于，一是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后的推进时期，也是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时期，为和美乡村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支撑；二是2018年《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提出，乡村旅游发展开始由数量规模增长朝向高质量发展结构转换，导致该时期乡村旅游整体发展水平有所放缓；三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需要建设自治、法治、德治三者融合的治理体，“三治融合”极大地提升了和美乡村的治理之美。总体而言，相较于乡村旅游，和美乡村作为协同发展的主导序参量有利于丰富乡村地区产业发展模式，尤其是能够显著促进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和非农经济发展^［24］，进一步优化农村-农民-产业的发展模式，进而重塑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的协同发展模式，推动两者之间协同要素自动适配和功能差距动态均衡地发展。

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是一个内部因素驱动—外部因素冲击复杂作用下的综合性工程，政治治理水平、产业经济基础、精神文化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等被视为推动两者协同发展的有效突破口^［3］。因此，在综合考虑不同类型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本研究将从政治治理（内部组织保障功能）、产业经济（外部支撑条件功能）、精神文化（内部文化传承与保护功能）、生态环境（外部环境影响功能）多个维度出发，探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两者协同发展结果的复杂因果关系（图7）。就各影响因素变量的数据测算而言，政治治理维度需分析基层组织管理和人才支撑等综合作用对两者协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具体选取乡镇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基层组织治理作用发挥，乡村受教育水平表示培育新型知识人才发展潜力；产业经济维度不仅需要探索乡村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需要探索潜在市场需求发展，具体选取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代表产业发展供给、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市场经济需求；精神文化维度既需要探讨地方传统文化、民俗习惯等传承和保护活动的影响，还需要探讨文化活动建设和管理对两者协同所产生的影响，具体选取乡村文艺活动代表民俗文化活动传承与保护、乡村文化站从业人员数代表提供文化服务建设情况；生态环境维度不仅需要探讨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作用，还需要探讨人居环境改善的影响，具体选取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代表绿色农业生态经济、乡村绿化覆盖面积代表人居环境建设管理。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以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组织治理、人才支持、产业发展、市场需求、文化传承、文化建设、绿色生产、人居环境等为因变量，分别对阶段一和阶段二展开定性比较分析，结果如表4所列，所有组态路径均满足一致性检验，且各路径覆盖率均低于0.9，表明所有路径均在特定情形下形成。

政治治理与市场需求联合驱动路径。如图8所示，组态H1中以组织治理、市场需求为核心条件，人才支持、文化传承为辅助条件，该组态路径能够诠释30.6%的协同发展案例，其中19.4%的案例仅能够被该路径所诠释。该组态表明，在缺乏产业发展条件支撑容易产生约束效应影响，组织治理和市场需求的有效联动，辅以人才支持和文化传承的有机整合，可以为推动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提供内在凝聚力，呈现出典型的政治治理下的内生驱动模式。以洛阳为例，以满足基层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在全市范围内创建“四美乡村”118个、“五星”支部66个，拥有经济组织1.1万个，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8］，不仅拓展了乡村基层组织治理作用，还进一步将其升级为“乡里中心”，既推动了和美乡村建设，又将乡村旅游服务功能纳入其中，为推动两者协同发展搭建平台。同时，洛阳还通过率先开展乡村旅游“老手艺”创客行动，鼓励和支持返乡农民工、大学生及手工业者开展乡村旅游自主创业，并在全市积极开展创客行动，在追求市场需求与产品供给有效匹配的“决定力”指引下，促进人力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重新优化，该模式有效弥补了产业发展不足短板，从而为两者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市场需求倒逼下政治治理与生态环境联合驱动路径。如图8所示，组态H2中以组织治理、绿色生产为核心条件，人才支持、人居环境为辅助条件，产业经济和市场需求为缺失条件，形成倒逼协同发展机制，该组态路径能够诠释30.5%的协同发展案例，其中18.9%的案例仅能够被该路径所诠释。具体而言，一方面，政治治理作为乡村资源配置的“有形之手”，通过监督管理与人才扶持相结合的措施，夯实两者协同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黄河流域地处中国干旱与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匮乏，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产模式下，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康养旅游等多业态融合型产品兴起，绿色旅游产品体系逐渐受到市场青睐，该类产品发展能够有效弥补消费市场发展短板，通过将农业生产与旅游业体验深度融合，既增加了农业生产收入、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改善了乡村生态环境，又提升了乡村旅游吸引力，有效促进了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以临沂为例，其作为农业大市，自身具备完善的乡村组织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临沂通过“农文旅”一体化发展模式，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并已建成31个集合特色农业、文化、休闲、康养等功能的田园综合体，成为撬动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支点”。

政治治理缺失背景下的其余要素补位型，该模式对应的组态为H3。结合图9可知，该组态表明在政治治理存在短板的条件下，以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为核心基石，辅以乡村文化建设和绿色生产发展，为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赋能。该组态路径能够诠释39.3%的协同发展案例，其中28.7%的案例仅能够被该路径所诠释。例如泰安将乡村旅游视为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黏合剂”，具体从林果种植、休闲农业以及旅游商品销售、文化交流和物流等推动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并以此为支点不断完善乡村旅游服务设施，全市乡村生活污水完成率89.7%、厕所普及率90%、自来水普及率97.5%、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村卫生室覆盖率70%和快递物流全覆盖^［29］。在此基础上，重点围绕“泰安乡村故事”，建设了一批乡村民俗博物馆、乡村文化广场、乡村振兴展馆、乡村记忆馆等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同时，泰安利用乡村地区独特的原生自然资源，开发了生态农业+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产业、文化和绿色发展等多要素补位作用，打造了具备宜居宜业宜游的多元化乡村。

市场需求缺失背景下的政治治理补位型。如图9所示，组态H4在市场需求存在短板的情形下，以组织治理、人才支持为核心条件，文化传承和人居环境为辅助条件，形成了市场需求缺失背景下的组织治理补位发展路径和模式。该组态路径能够诠释58.4%的协同发展案例，其中34.3%的案例仅能够被该路径所诠释。该路径下政治治理作为“有形之手”的调控作用显现，为两者协同发展提供了较强的外部动力，而文化传承与人居环境建设能够有效补齐市场需求功能缺失，为促进协同发展提供辅助作用，综合黄河流域半干旱区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特色生态资源，将黄河乡土文化与生态发展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生态文化标识的村落景观，既有利于生态宜居村庄建设，又有利于增强黄河文化认同，弘扬黄河文化和扩大知名度，从而进一步挖掘和激活潜在市场需求，有效促进了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例如咸阳作为偏居西部内陆城市，通过充分利用组织治理手段，先后投入1.32亿元建成乡村垃圾收集点7.6万处，覆盖95.3%的自然村，全市乡村供水率、通电率、客车直达率和网络覆盖率均达100%，还创建了146家“特色产业专家工作站”，并建立了基层群众联系服务点和农民教育班，持续提升农民素质，从而助力乡村管理建设^［30］。同时，咸阳市还注重全市域规划先行，将西北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相融合，打造了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乡村民俗游”品牌，形成了典型的“民俗文化火乡村”（马嵬驿）、“产业文化强乡村”（白村）、“历史文化活乡村”（安吴堡村），突破了单纯依赖市场需求的固有局限，倒逼乡村地区不断创新发展，提高吸引力和竞争力。

内外部环境双元驱动的动态调配优化型。如图9所示，组态H5以组织治理和产业发展为核心条件，文化建设和人居环境为辅助条件，“组织治理+产业发展”的发展模式揭示了内部产业发展与外部基层治理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该路径下，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优势来自组织治理与产业发展产生的双重叠加优势，辅以文化建设和人居环境的持续优化，促进了两者协同发展要素的交互式关联和动态耦合。例如济南为破解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多、小、散、弱等问题，通过优化基层组织管理模式，采用“跨村联建”方式一体化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已创建了235个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在全省居于首位，建设乡村旅游线路22条、五彩山村等6个特色乡村旅游集聚区、77个景区化村庄、“泉城人家”民宿集聚区15个、精品民宿650个^［31］。济南还以“村村协同”为指引，将乡村产业一体化发展作为跨村联建的助推器，找准乡村旅游产业合作方向和发展定位，将跨村联建与乡村旅游建设深度融合，通过开展地区乡村旅游“组合拳”，不断优化组织治理以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从而保持在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方面的领先地位。

黄河流域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系统演化趋势均可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起步期，第二阶段为全面推进期，先后经历了外部政策主导到市场自主驱动，再到各地市纷纷响应并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身的因地制宜发展路径，推动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发展步入良性发展阶段。

2012—2017年，乡村旅游作为序参量在协同中发挥主导作用，和美乡村则处于从属地位，这一时期整体协同水平偏低，多数地市处于分割衰退类型，且缺乏等级升迁现象，整体表现出无秩序的失衡发展特征。2018—2023年，和美乡村成为序参量并在协同中发挥主导作用，乡村旅游则处于从属地位，与前一时期相比，整体协同水平有所上升，但地区差异进一步加剧的分化发展现象仍旧凸显。

综合两阶段协同发展的线性演化速度而言，各地市协同发展水平与其线性演化速度之间并未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联态势，如黄河上游地市虽然整体协同水平较低，但其线性演化速度则呈现出后发增长优势，中游地市上升演化速度在黄河流域内发展最快，而发展水平较高的下游地市线性演化速度则有所放缓。

由两阶段协同发展的路径识别可知，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受内外多因素共同作用，可归纳为5条路径。其中，阶段一包括政治治理与市场需求联合驱动、市场需求倒逼下政治治理与生态环境联合驱动。阶段二包括政治治理缺失背景下的其余要素补位型、市场需求缺失背景下的政治治理补位型、内外部环境双元驱动的动态调配优化型。

本研究从“协同什么”“协同怎样”“协同优化”3个方面出发，遴选出黄河流域45个地市为案例地，探讨黄河流域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及路径优化，具有以下理论贡献：其一，本研究完善了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理论内涵。已有研究成果探讨了和美乡村概念内涵^［3］、乡村旅游赋能和美乡村发展的必要性及提升路径^［9］等内容。本研究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为目标，围绕要素流动—结构优化—功能互补角度阐释了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内涵，并分别从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和发展要素—发展效应—发展环境构建了多维协同发展框架。

其二，本研究基于哈肯模型识别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关系，发现黄河流域不同时期主导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序参量存在差异，即第一阶段乡村旅游作为主导序参量，第二阶段和美乡村成为主导序参量。目前，已有研究更关注乡村旅游的赋能作用^［10］，但对两者协同发展的阶段演化关注较少。本研究提出可以依据不同时期两者协同发展所处的主导力量，更准确地找寻推进两者协同提升的着力点，进而为两者协同发展提供新视角。

其三，本研究提出推动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优化的组态路径。已有研究重点聚焦于乡村旅游某一要素或者功能对和美乡村发展所产生的影响^［5］，但考虑到两者协同发展过程具有复杂性特征，更需要在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元因素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化的优化提升路径。本研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将政治治理、产业经济、精神文化、生态环境多个因素纳入影响协同发展的分析框架中，进一步丰富了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路径优化研究。

就上游地区协同发展而言，处于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生态资源较为脆弱，存在一定开发难度，且多数地区协同发展处于失衡状态，亟须补齐自身发展短板，建议优先做好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程，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独特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特点，在康养、休闲、采摘、自驾等传统开发模式基础上，重点关注小而精、小而美的节水型、景观生态型乡村生态旅游新模式挖掘，提升和美乡村的生态美发展与乡村旅游协同水平。

就中游地区协同发展而言，该类地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基础，如何进一步提升和扩大两者协同发展效应，以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已成为未来发展的要点。为此，建议重点聚焦于乡村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关系，结合黄河流域独特的生态文化资源和文旅消费新需求，从情景化、活态化、生动化和体验性入手，实现乡村生态旅游由“单一绿”走向“多彩美”的转型发展，探索出生态打底、旅游驱动、供需适配的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新路径。

就下游地区协同发展而言，虽然整体协同水平较高，但尚未达到更高的协同优化等级，缘于和美乡村与乡村旅游之间协同发展的顺畅运转，需要两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高度联动协作，以进一步促进两系统要素的协同发展。建议从全价值链的功能拓展角度，突破原有束缚，推动和美乡村的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与乡村旅游的发展要素、发展效应、发展环境之间整合重组，拓展黄河乡土文化与乡村生态旅游融合的链条延伸，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