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被昆仑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环绕，居住有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等多个民族，人口稀少且分布不均，常住人口46.83万。盆地内生长的野生植物以骆驼刺（Alhagi camelorum）、柽柳（Tamarix chinensis）、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等耐旱植物为主；野生动物物种多样性丰富，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有鹅喉羚（Gazella subgutturosa）、雪豹（Panthera uncia）、兔狲（Otocolobus manul）等；盆地内盐湖和矿产资源丰富，有着“聚宝盆”之称。除此之外，柴达木盆地独特的高原气候和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药用资源，是中国重要的中藏药产区，例如枸杞（Lycium chinense）、麻花艽（Gentiana straminea）等药用植物已在盆地内形成规模化种植。

柴达木盆地中的柴达木沙漠是中国八大沙漠之一，沙漠类型以流动沙丘和风蚀雅丹地貌为主，该地沙化区域占总面积的20.5%，其中大部分沙化区域未经治理^［1］。柴达木沙漠的显著特点是高海拔和寒冷，高寒环境使生态系统脆弱而独特。同时柴达木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造就了其典型的荒漠生态特征。盆地四周高山环绕，阻隔了海洋气流的进入，致使降水稀少。该地区年降水量普遍低于200 mm，而年蒸发量超过2 000 mm，局部地区蒸发量甚至达到降水量的50倍^［2］，因此该区域气候环境极度干旱^［3］。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柴达木盆地干旱程度进一步加剧，荒漠生态系统也越来越脆弱，药用植物的生长和繁衍受到影响。在青海省“三北”工程第六期规划中，柴达木盆地属于沙化治理的核心攻坚区，需要大力开展沙化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因此，在该区域进行药用植物资源的调查十分重要，不仅有助于了解区域内药用植物的基本状况，还能够合理设置植物封禁保护区域，有助于制定针对性治沙政策，从而推动该地区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4-5］。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总面积约2.55×10⁵ km²，地理位置为35°30′—39°30′N，90°00′—98°31′E，海拔2 600~3 000 m^［6］。该地区地貌特征复杂，呈环形层次分布，盆地周围至中心地带分布着高山、戈壁、平原、盐沼、湖泊等多种地貌类型。该盆地处于荒漠及半荒漠区域，广泛分布着沙漠与戈壁地貌，还存在有大片的盐碱荒漠。此地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7］。盆地内河流交错，湖泊广布，年平均日照时长超过3 000 h，年平均相对湿度30%~40%，年平均气温约为3.5 ℃^［8］。常出现的气象灾害包括大风、沙尘暴、霜冻化以及干热风等^［9］。

按照《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规范》要求，采用样线、样方调查的方法^［10］。按照预定的调查路径进行资源考察，并详细记录区域内的药用植物种类信息；根据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库系统随机生成64个样地，每个样地内选取5个样方行标本采集和记录药用植物信息。由于柴达木盆地环境复杂，部分预设样地的植被状况已发生变化，不再适宜作为调查点，最终放弃6个样地的调查，实际完成58个样地290个样方调查。样地具体分布信息见表1。

将采集的药用植物制作成腊叶标本，拍照存档。查阅《中国植物志》^［11］《青海植物志》^［12］等书籍对标本鉴定并分类。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3］《青海野生药用植物》^［14］《藏药志》^［15］等药用书籍，对药用植物的种类、生活型、药用部位及功效等进行统计和多样性分析。

通过专家鉴定及核查，并参考《青海植物志》^［12］的分类标准，对所有植物进行系统分类。本次调查到的药用植物有40科108属162种，其中蕨类植物1科1属1种，裸子植物3科5属5种，被子植物36科102属156种（表2）。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该区域药用植物的多样性受气候与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表现出独特特征，具体表现为单种科与寡种科占比较高，而中型科和大型科相对较少，物种构成详情参见表3。菊科、豆科及藜科的药用植物种类数量相对较多，为该地区的优势科，共包含61个物种，占据总物种数的37.65%；单种科植物虽然种类数量最少，仅含15种，占总种数的9.27%，却占据37.50%的科比例。这一结果反映出柴达木盆地高寒和干旱气候影响下的药用植物资源多样性较低。

将调查的药用植物进行统计分析，柴达木盆地药用植物共有乔木，藤本，灌木，一、二年生草本，多年生草本5种生活型（表4）。调查显示，药用植物中，草本植物占主导地位，共有131种，占总种类的80.87%。细分来看，多年生草本植物数量最多，达到96种；一、二年生草本则有35种。相对而言，木本植物数量较少，共计30种，占比18.51%，其中涵盖2种乔木与28种灌木；藤本植物则极为稀少，仅发现1种，为甘青铁线莲（Clematis tangutica）。

某一特定区域的所有野生植物种类构成该地的植物区系，这些植物种类是在漫长的自然地理变迁及历史因素交互作用下，逐渐演化出的独特组合^［16-17］。本研究对该地区野生药用种子植物属的分布类型进行统计（表5）。柴达木盆地有世界分布属21属，由于该分布类型物种的分布范围过于广泛，因此不统计占比；热带分布属（2~7分布类型）只有2属，占比2.40%；该区域的温带分布属（8~11分布类型）数量最多，共计62属，占比高达74.71%，特别是北温带分布占据主导地位，包含42属，占比达到一半；古地中海、中亚分布（12、13分布类型）合计15属，占18.07%；东亚特有分布（即14分布类型）仅含2属，占比2.41%。此外，中国特有分布仅见羽叶点地梅属与黄缨菊属两属。但在调查区域内，这两属出现的次数并不高，分别仅有一次和两次。柴达木盆地药用种子植物区系属于北温带成分，该结果与吴玉虎等^［18］在柴达木盆地植物区系研究中所得出的结果高度相似，而临近柴达木盆地的青海湖流域植物区系也表明，植物区系的北温带分布类型与青藏高原气候变迁及地势演化有密切关系^［19］。

为进一步了解柴达木盆地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的联系，本文结合已有文献记载、地理距离、药用植物多样性等综合因素考虑，选择对柴达木盆地和其邻近的玉树市、舟曲县、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水江）、玛曲县、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太子山国家级保护区（太子山）、青海湖流域等7个区域的药用植物区系进行比较^［19-21］。使用SPSS 26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平方欧式距离聚类分析，结果见图1和图2。根据药用植物区系分析结果，可将8个地区分为5组，第一组是青藏高原腹地的玉树市和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二者地貌特征为高原山地，气候属于高原高寒气候，植被覆盖主要为高原草甸与草原；第二组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为典型的高原盆地地貌，气候都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植被类型主要为高寒荒漠草原，包括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第三组是玛曲县，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植被类型主要为高寒草甸和草原；第四组为太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地区，药用植物的物种组成与青藏高原相似；第五组的舟曲县与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位于长江流域，两地植被类型在组成与分布上存在一定共性。作为北亚热带森林区的典型代表，白水江自然保护区较舟曲县表现出更高的物种多样性及更复杂的区系结构。

依据药用部位的差异，柴达木盆地的药用植物被划分为7大类：全根及根茎类、茎木类、叶类、花类、全草类、皮类以及果实与种子类（图3），全草类药用植物在柴达木盆地中种类最为丰富，达到105种，占总数的64.81%；其次是根及根茎类（22种）和果实与种子类（21种），分别占总数的13.58%、12.96%；入药部位较少的为叶类（16种）、花类（14种）、茎木类（11种），分别占总数的9.88%、8.64%、6.79%；入药部位最少的为皮类，仅有2种。柴达木盆地中过半数的药用植物以全草入药，表明当地更倾向于整体利用植物，这可能与采集便利性和传统用药习惯相关。

参考2020年版《中国药典》，柴达木盆地的重点药用植物共计9种，均为药典中收录品种，对其频度进行统计，结果见表6。柴达木盆地是多民族聚居地，包括藏族、蒙古族、回族和土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和劳作中，逐渐积累关于药用植物的丰富知识和利用经验。据统计，这些重点药用植物均已被收录在《藏药志》^［15］之中。

查阅相关保护植物资料发现，柴达木盆地野生药用植物中有3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均为二级保护物种，1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评估为近危（NT）和略需关注（LC）等级共17种，其中近危1种，略需关注16种（表7）。

柴达木盆地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地形复杂多样，盆地四周重峦叠嶂、高耸入云，而盆地中心戈壁连绵、湖泊星罗。盆地独特的高原大陆性气候赋予了该区域生态与植被组成的特殊性，经过本次调查后对该地区的药用植物资源有了一定的认识。本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乌兰县盐生肉苁蓉这一物种，系该地区首次发现。该药用植物被记载于中华本草之中，具有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等功效。同时该植物也被收录在2020版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属于濒危保护物种。此次新发现不仅丰富了柴达木盆地的生物多样性和植物区系记录，还为研究盐生肉苁蓉的分布规律及其在荒漠生态环境中的生存机制提供重要依据。同时，盐生肉苁蓉的发现也为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药用植物资源开发提供新的方向。

沙漠植物的组成随区域和环境不同而差异较大，相较于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和新疆库姆塔格沙漠，柴达木沙漠在海拔、气候及土壤条件上具有显著差异，其植被以高寒盐碱环境下的特有物种为主，如麻花艽和羽叶点地梅；而腾格里沙漠的优势物种为温带沙生植物，如沙冬青（Ammopiptanthus mongolicus）和蒙古扁桃（Prunus mongolica）^［22］；库姆塔格沙漠则以裸果木（Gymnocarpos przewalskii）和盐节木（Halocnemum strobilaceum）为特征物种^［23］。三地沙漠中植物的耐寒与耐旱机制相似，均演化出节水结构和耐盐碱性，并以沙拐枣（Calligonum mongolicum）与梭梭为共同的关键固沙物种。药用植物统计发现三地均有大白刺（Nitraria roborowskii）、芦苇等生态适应性强的植物。对三者植物区系进行比较，腾格里沙漠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复杂多样，温带性质明显，兼具有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这源于其过渡性地理位置、开放性气候条件及历史板块运动^［24］；柴达木沙漠中该分布比例却较低，主要显示北温带性质，这是由封闭环境和青藏高原隆升所导致的；库姆塔格沙漠植物区系则起源于古地中海，演化以温带分布和地中海分布为主^［25］。三者植物区系间的差异本质上是地理位置、气候适应与历史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柴达木盆地的药用植物在种类、科属结构以及分布模式上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本研究发现药用植物资源的种类在盆地东部区域分布较多，而中部和西部区域偏少，这要求在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上制定对策时需因地制宜。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该地区调查得到的药用植物群落分析可知，植物生活型多为草本和灌木类型，乔木类型极少。这是由于柴达木盆地寒冷和干旱的气候对该地区的植被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6］，低温与荒漠环境限制了植物的生长周期和种类多样性，导致植被覆盖度和生物量相对较低，这种影响与该地区整体野生药用植物丰富度不足密切相关。青海省海西州草原站于2008年发布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柴达木盆地共调查统计出药用植物657种^［27］，而本次对该地区的调查仅发现162种药用植物，造成两次调查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一方面在于虽然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质量在1990—2018年逐渐提升^［28］，但野生药用植物的保护和被破坏之后的修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采挖、放牧、人为破坏的情况仍有发生；另一方面是两次调查的范围不同，样地位置和样地类型的选择存在区别，导致最终调查结果不同。

据以上调查结果，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设立濒危植物保护区，严格禁止保护区内过度开采，以保护药用植物的自然生态环境。例如保护植物中的膜果麻黄不仅能够反映柴达木盆地生境的历史变迁，对气候环境变化具有显著指示作用，同时还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其被破坏将加剧沙尘暴和土地荒漠化，威胁区域生态安全。因此需要政府部门采取生态保护措施，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二是建立相应的资源管理体系，在盆地东部适宜药用植物生长的区域开展生态繁育和仿野生繁育工作，保护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例如对该地区新发现的盐生肉苁蓉进行生态繁育，避免其濒危程度上升，并增加药用植物丰富度。三是挖掘利用种质资源，系统地收集、保存、研究各类野生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筛选出耐干旱、耐盐碱、耐寒的乡土种质资源，进而繁育出药用、食用、生态等多方面综合利用的改良品种。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其独特的高寒干旱环境孕育了多样化的生态群落和极具特色的药用植物区系。本文调查到柴达木盆地药用植物有40科108属162种，其中菊科、豆科及藜科中药用植物种数较多。药用植物生活型以草本植物为主，药用部位以全草类为主。药用种子植物区系北温带分布明显，与青海湖流域关系密切。重点药用植物9种，濒危保护药用植物21种，其中共同出现的药用植物为蒙古黄芪和锁阳，在今后需要对二者增加关注并重点保护。

作为传统藏医药体系的重要资源库，柴达木盆地蕴藏着许多具有价值的高原特有物种，对现代药物研发和民族医药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然而受限于自然条件与调查基础，目前针对该地区药用植物的系统性研究仍显薄弱，种质资源鉴定、生态适应性机制等关键领域尚存诸多空白。建议未来对邻近区域开展调查，构建高原药用植物资源谱系网络，为高寒、干旱环境下药用植物的生存和分布提供新的认识，也为种质创新、生态修复、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