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在《辞海》中有多重意思，其中物理意义指熔成或如熔化物那样融成一体，心理意义上有“调和、和洽”之意^［1］。从英文翻译“integration”“integrated”看，有动词和名词两个词性，主要有“合为一体，形成一个共同体”之意^［2］。基于上述释义，城乡融合可以理解为城市、乡村两个系统逐渐向理想的状态的演进，进而形成一个一体化、内部和谐的整体^［3］。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协调、城乡一体、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等概念本质相同，常被学术界或者政界作为缩小城乡差距、实施城乡共同发展的代称^［4］。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规划引领，对镇域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此外，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推动城乡各要素之间的流动，进而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以此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由该指示可知，镇域尺度下区域经济差异的程度已经成为衡量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因此，在以往县域、市域尺度的基础上，研究镇域尺度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了解中国区域经济的微观尺度差异格局，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下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人文-经济地理学者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进行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重要领域。

关于镇域经济，虽然各个学科的研究视角不同，但多数研究成果侧重于引导具体区域的发展并提出应对措施，因而策论性、规划引导性、具体案例分析型、应对措施类的成果较为多见。其中，国外学者关于镇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更侧重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优化路径^［5-7］以及乡镇规划建设问题^［8-12］等。对于镇域经济的理解，国内学者一般认为，镇域经济是连接城镇经济、乡村经济的过渡经济，对于县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乡村经济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承转作用，对于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底层”渗透、城乡统筹发展质量、乡村功能的多维转型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3-14］。人文-经济地理学者虽未对全国范围内的镇域经济空间格局进行研究，但对具体区域的一些经济差异规律进行了分析，具体可从指标选取、评价方法、空间分析、影响因素、研究区域等方面进行总结。从指标选取看，既有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等单指标进行分析^［15-18］，也有基于能获取到的财政收入、工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19-24］，还有部分研究借助于政府部分评价的综合指数进行分析。从评价方法看，基本上以空间自相关分析、变异系数分析、专家打分、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评价^［7-14］，多种方法结合几乎未见。从空间分析看，多数研究基于空间分类、空间自相关、空间重心变化等进行区域现状格局规律探索^{［15-16，18-25］}，时空格局演变分析研究不多^［22］，尺度之间对比研究更为少见^［21］。从影响因素分析看，限于影响因子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基本上以定性分析进行解释^［22-24］，基于定量分析手段的研究未曾出现。从空间地域范围看，多数研究拘囿于某一地区（区、县、市）进行内部镇域经济格局分析^{［16-22，26-27］}，部分研究对省级行政单元的内部差异进行分析^{［15，24，28］}，少数研究对特大城市、都市区内部进行分析^［23］，大范围、全局性的镇域经济空间格局尚未出现，这也是本研究突破的地方之一。

已有人文-经济地理学者对镇域经济研究拓展了尺度维度，对于深化区域经济的“底层”差异化规律，进而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镇空间协调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研究成果看，基于镇域尺度对大范围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空间分布规律的整体研究仍显不足，尤其对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内部镇域经济的具体空间差异状态也认知不足。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着重强调了黄河流域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为引领新时代下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方向。学术界关于黄河流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整个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29-32］、产业发展模式^［33］、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34］等，缺乏对黄河流域微观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城乡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多种渠道、克服多项困难获取黄河流域7 098个镇域单元经济方面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收据，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分析黄河流域镇域经济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而探讨其影响因素，以期对推进黄河流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引导。

黄河流域范围的界定首先是对“流域”一词的理解。从自然地理意义上来看，流域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区域，是以河流为核心、由分水线所包围的区域，是一个从源头到河口的完整、独立、自成系统的水文单元^［35］。因此，从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来看，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9个省区。本文以黄河自然流域为基础，综合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区域的完整性、综合性^［36-38］，同时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将四川省纳入其中，故将黄河流域的经济范围界定为不包含四川的8个省区中的66个地级市，包含549个县区、7 098个镇域单元（图1）。

由于镇域尺度下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指标统计不全且获取难度较大，因此采用反映乡村居民获得感、生活质量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测度指标进行分析。从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016年黄河流域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布格局来看（图2），高水平分布范围不大，主要分布在中下游的山东、河南两地并出现连片集聚区，另有部分在西北部、北部孤零分布；较高水平区除邻近高水平区分布外，在内蒙古南部、河南中部及西部、山东东部有小面积集聚分布。相比较而言，中等及以下水平区分布范围较广，占据了研究区域绝大部分，在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南部和青海东南部地区形成低值连绵分布区，充分显示出整个流域镇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客观现实。总体来看，山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河南与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其余五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值得说明的是，选用2016年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第一，考虑到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起始年份，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有利于与“十二五”期间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第二，论文以2017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中的统计资料为所测算指标的主要来源，该年鉴中的统计数据较为统一，人口、经济类指标也较为全面，可以进一步进行影响因素等研究，便于研究的计算与分析；第三，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会对“十二五”的一些统计数据进行总结，为了解各地区的基本情况及发展现状提供了支撑。

综合以往相关研究结果可知，城乡融合水平主要通过计算城镇与乡村居民收入之比或者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且多为省域、市域或县域尺度。基于此，本研究运用城乡收入比值法衡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从国镇比（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分析乡镇发展与全国经济水平层面的差异，从省镇比（省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分析乡镇发展与所在省发展状态的差异，从市镇比（市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分析乡镇发展与所在市城乡收入方面的差异，从县镇比（县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分析县域内部城乡发展的差异状态。在指标获取方面，由于镇域单元作为行政区划的基础单元，数据获取渠道较窄且研究范围所涉及的数据量较多，因此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团队花费了大量时间查询乡镇单元的统计数据。镇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主要来源于2017年各乡镇所属县市年鉴中的乡镇（街道）文字资料部分、2017年所属地级市年鉴中的县市概况、地方地情网中的地方志鉴库、乡镇政府工作报告等，并购买部分县市的年鉴进行查询。对于数据缺失严重实在无法获取的极少数乡镇，通过查找邻近年份或“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进行推算与处理所得。例如某某镇2016年数据缺失，而2015年（2017年）的乡镇农村人均纯收入数据已知，也有2015年（2016年）较2014年（2015年）的增长率，或者是“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率，那么就通过2015年的数据乘以（除以）年际增长率或者“五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进行计算，从而获取2016年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值得说明的是，对于跨了两个年份或者两个年份以上的缺失数据，可以通过“十二五”“十三五”年均增长率，按照上述方法计算获取。此外，对于难以获取的数据，通过电话咨询相关部门或者E-mail留言获取。因此，本研究虽然尽了很大力量获取，还有很多缺失的乡镇数据，最终获取了7 098个镇域单元。全国、省域、市域、县域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统计年鉴、各市县统计年鉴，同时以镇域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基础数据进行比值计算。

常见的空间分类法包括自然断裂点法、等值划分法、最小距离分类法、几何间隔分类法等，各种方法各有利弊。其中，Jenks最佳分类法是一种基于自然断裂点的分类方法，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保持数据的统计特征。ArcGIS10.3软件中Quantities分析模块提供了Natural Breaks（Jenks）空间分类方法，通过计算将相似性最大的数据分在同一级，差异性最大的数据分在不同级。结合不同尺度下城乡差异发展水平特征，选择Natural Breaks（Jenks）方法进行空间分类，以准确、清晰地反映黄河流域城乡融合水平的空间分异情况。同时考虑到黄河流域镇域尺度小、数量多且空间格局相对复杂，而自然断裂点法能够实现组内差异最小、组间差异最大的分类结果，从而较为科学地实现“物以类聚”的自然断裂，因此本研究采用该方法对不同参照指标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类以更清楚地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方法是分析数据在空间上相关关系的一种方法，可以解释空间变量的空间关联特征，也可以进一步地解释变量在空间上集聚状态。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常用的测度指标是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莫兰散点图以及LISA集聚分布图。因此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反映整体空间是否存在集聚以及集聚趋势，进一步地，通过莫兰散点图以及LISA集聚分布图从空间位置上解释具体存在的集聚类型和空间关联特征。

根据上述理论方法，利用ArcGIS10.3软件中的Jenks自然断裂点法分别从国镇比、省镇比、市镇比、县镇比4个层次对黄河流域镇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计算，按比值大小将其划分为5个水平区，结果见图3。

从城乡收入比来看，大多数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表明流域整体城乡融合水平不高。具体来说，国镇比层次下的较高城乡融合水平区（城乡收入比的低值区）仅占研究区内4.88%，其中，超过七成的乡镇分布在山东、河南两省，尤其是巩义市竹林镇、韩城市龙门镇等乡镇极具代表性，城乡收入比有接近1.1的变化趋势；城乡收入比处于2.0—2.5的乡镇占比约13.3%，处于2.5—3.0的乡镇占比约为18.0%，两者合计达到30%多，反映出较高城乡融合区的比重也相对不高。此外，研究区内超过60%的乡镇城乡融合水平较低或者说极低，且这些乡镇大多位于宁夏、甘肃、青海等西部内陆地区，体现出流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均衡。对比其他尺度可以发现，省镇比、市镇比及县镇比层次下的空间分异格局均与国镇比较为类似，呈现出下游地区高融合水平乡镇集聚分布的态势。其中，市镇比层次下的高城乡水平融合区达685个，是国镇比层次下该值数量的30余倍，这些乡镇不仅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及河南，在青海东部、内蒙古中部等部分上游地区也有少量高融合区分布。可见随着研究尺度的精细化，高融合区在数量上明显增多。

从国镇比为测度指标的高城乡融合水平区的空间分布看，除局部小片区外，山东省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且集聚态势明显，河南中部及西部、内蒙古外围融合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呈现局部的集聚组团分布。从低城乡融合区的空间分布看，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南部、河南以西地区且连绵分布形成大面积的空间集聚区，部分在河南呈小片区集聚分布，另有部分在山东呈“碎片化”零散分布。省镇比层次下的空间分异格局虽与国镇比基本类似，但城乡融合低值区的集聚区范围及集聚程度有所减小，主要表现在陕西省低城乡融合区仅局部集聚程度有所弱化，河南省的集聚范围和集聚程度也呈现一定层次的减小。随着参照指标的进一步缩小，市镇比层次下，空间分异格局的基本特征在原有的基础上，城乡融合的低值范围区进一步缩小和弱化，内蒙古地区呈现“碎片化”，河南省局部的集聚现象有所弱化，山东省的低水平区进一步缩减。在县镇比层次下，除了上游、中游低水平融合区集聚程度进一步下降外，西部、西北部局部的城乡融合高值区开始显现，陕西、宁夏的中高城乡融合区也进一步增多。山东大部、河南大部、内蒙古局部的城乡融合发展高值区进一步增多，而流域中间部分的城乡融合水平相对较差，因而流域整体城乡融合水平自东向西北部大致呈现“高-低-高”的空间分布格局。

为进一步探究黄河流域镇域尺度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通过ESDA分析方法分析空间上观测值之间空间自相关状态。利用Geo-Da软件计算可知国镇比、省镇比、市镇比、县镇比下的Moran’s I值分别为0.600、0.542、0.609、0.512（图4），可见黄河流域在4个参照指标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空间集聚的现象。也就是说，城乡融合水平较高的地区，其附近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

进一步地，根据ESDA空间分析方法，邻接方式选择rook，在Geo-Da软件进行空间关联的局部集聚特征分析，并将空间关联类型的显著区（P≤0.05）表征出来，结果见图5。从图5可以看出，在国镇比层次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以正相关类型为主，即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且前者分布范围大于后者。通过显著性检验高值集聚区域占研究区的比例为11.9%，且集中出现在山西外围地区、甘肃和青海的南部地区，如平陆县张店镇、兴县瓦塘镇、礼县城关镇、达日县莫坝乡等地；显著LL区占比约为25.6%，除少量分布在内蒙古局部外，大体上在研究区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大多数地区集中分布，如达拉特旗恩格贝镇、修武县周庄镇、沂源县石桥镇等。显著HL区和显著LH区分布较少，呈零散状分布在流域各地，表现出局部的极化或者塌陷效应。值得说明的是，显著HL区大多邻近显著LL区出现，显著LH区主要出现在显著HH区附近且数量较少。在省镇比层次下，虽与国镇比下的空间关联特征基本一致，但显著HH区减少近百个，在青海、甘肃等上游地区的数量明显缩减；而显著LL区则减少有307个，在河南省、山东省内的显著LL区有明显的消减现象，仍出现局部的集聚。随着参照指标的缩小，市镇比层次下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现象，具体表现为显著HH区集中分布在青海、甘肃、山西三省区，显著LL区除在西部零星分布外，主要在河南省、山东省集聚分布，并形成连绵分布态势。不难发现，在市镇比层次下，显著HL区数量进一步减少，研究区内仅有11个乡镇表现为HL区，且在河南、山东交界地带出现了集聚分布，如台前县吴坝镇、濮阳县白堽乡等，与显著LL区紧邻；此外，在研究区西部外围区也出现散布现象，如刚察县吉尔孟乡，体现出小范围的极化效应，反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点不多的客观现实；显著LH区在流域中部HH区的周边散布，体现出一定范围内的塌陷效应。在县镇比层次下，空间自相关特征与市镇比类似，但与国镇比、省镇比有很大不同，呈现出显著LL区集聚连绵的跨省集聚格局，体现出中下游地区沿黄河一带空间发展活力，更体现出流域东部整体乡镇实力发展较强的正向联动效应，同时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指出的黄河流域东西部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客观事实。

虽然在不同尺度下的城乡融合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但由于城乡收入比指标为比例性解释指标，分子中国家、省区、市、县尺度下的城镇居民收入对整体格局的变动影响不是很大，分母中的镇域发展水平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才是核心因素，因此将镇域农村人均纯收入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影响分析具有更好的解释性。基于此，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时将镇域发展水平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因变量，以消除城乡融合水平逆向解释不便的影响。通过梳理文献可知，城乡融合水平的空间格局变化虽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但其核心因素主要是当地的经济实力支撑，包括产业结构、工业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因此可先通过定量化模型判断出主要因子，之后通过定性的解释进行综合分析。本研究参考以往相关研究并结合地区发展状况，同时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可量化、可获取性等原则，从经济发展实力、城镇化进程、经济发展质量方面选择指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表1）。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实力方面，选取工业生产总值（B₁）、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B₂）两个指标进行表征；在城镇化进程方面，分别选取了能够代表地域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建镇区面积/总面积（B₃）、建镇区人口/总人口（B₄）两个指标；在经济发展质量方面，选取能够反映效益水平的人均工业产值（B₅）和反映产业结构的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从业人员（B₆）两个指标。为了避免各指标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首先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通过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标准化后的各项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由于VIF均小于7.5，故并未剔除变量。在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方面，由于镇域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空间自相关，因此既采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OLS）进行解释分析，又采用空间滞后（SLM）和空间误差（SEM）模型进行对比分析，以求更好地反映空间自相关关系造成的影响，结果见表2。

对比表2中的3个模型可知，SEM、SLM模型的R-squared值为0.577552、0.556141，分析结果较传统的OLS优，反映出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的条件下空间回归模型更具有解释力。从经济发展实力方面的指标的系数来看，工业生产总值指标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但该项系数接近0，这表明镇域尺度下工业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对城乡融合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不大。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系数为负且仅在OLS模型下通过检验，表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对镇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负向作用但效果不理想，同时意味着非农就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对提升地区镇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并无实质性促进作用。从黄河流域的现实情况来看，山东省作为沿海地区，拥有率先发展、交通便捷、对外合作紧密等优势，区域内二三产业发展态势较好，提升了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提升了城乡融合水平。而上游地区尤其是青海、甘肃等地，经济基础薄弱，缺乏二三产业发展的活力，非农从业人员增加速度不快，经济发展的实力提升的“步履”较慢。

从城镇化进程方面的指标来看，建镇区人口/总人口为正值且在SEM模型下通过了0.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人口城镇化进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正向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在镇域层面政府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有助于加快城乡间各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从而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带动城乡融合进程加快。建镇区面积/总面积为正值且在3种模型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土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建镇区实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拉动了乡镇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从实际情况来看，拓展建镇区面积有助于推动土地城镇化，进而带动镇区人口集聚和镇域空间格局优化，因此，提升集镇区人口、土地支撑下的经济密度并带动二三产业发展，对促进全域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经济发展质量指标来看，人均工业产值、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从业人员的系数均为正且基本上通过了不同程度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两者水平的提高对提升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从实际情况看，山东省乡镇工业实力强劲、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多且所占比例较高，因此山东省镇域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内部区域差异相对较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低，镇域经济实力提升对城乡融合水平的提升意义重大。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密度不大且以第一产业为主，二三产业从业人员较少且非农比例不高，因此镇域经济水平的提升面临着基础实力薄弱、产业兴旺支撑不够、产业非农化进程缓慢等诸多难题，使得其城乡融合水平的提升不仅有内在的动力不够，又存在外部环境的交织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步伐缓慢而沉重。

从国镇比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看，黄河流域大多数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城乡融合水平较低。从空间分布看，低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以南、河南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形成连绵集聚片区；高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西部、流域北部及西北部。省镇比、市镇比、县镇比下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国镇比保持高度一致性，不同的是随着参照指标的进一步缩小，各水平区集聚的程度有所弱化。

从空间关联格局看，国镇比、省镇比、市镇比、县镇比下黄河流域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的现象。通过LISA分析图可以看出，国镇比、省镇比、县镇比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基本类似，均以正相关类型为主，即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但由于参照指标的缩小，县镇比下显著LL区的分布范围有明显缩小。国镇比下的显著LL区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北部、内蒙古局部，而显著HH区集中出现在山西外围、甘肃、青海南部，市镇比下空间关联特征表现出显著的极化分布现象。

通过OLS、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对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后发现，黄河流域镇域经济整体分异格局主要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建镇区人口/总人口、人均工业产值、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从业人员影响，工业生产总值、建镇区面积/总面积对经济发展水平仅起基础性影响，对城乡融合水平的提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影响相对较小。

本文以镇域为研究尺度，以城乡收入比为测度指标，对黄河流域的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进行了探索，期望为黄河流域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和经济空间格局的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然而，由于镇域尺度下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因而选取衡量镇域城乡融合水平的维度主要为经济方面且指标为单指标，未能构建更加综合全面的评价体系，以后研究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在时空尺度研究方面仍存在突破的空间，今后研究可从多时段、多尺度的视角分析黄河流域的城乡融合水平，探究其时空演化规律并选取更加全面、综合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化解释，进一步分析各因子的时空影响强度以及不同时期影响因素发挥的效能等，这也是今后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