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农业大国，自古就有以农治国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这关系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也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1-2］。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继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之后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又一重要创新点和机遇点^［3］。乡村振兴源于乡村发展的需要，是基于当前乡村发展现实的形势判断，是新时代中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4-5］。“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将乡村振兴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高度。中国当前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贫攻坚的目标，今后“三农”工作的重心将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上来，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6］。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共同推进，将乡村振兴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促使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7-8］。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把握现代化农村建设规律以及城乡发展变化特征，准确研判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中国新时代乡村演变发展态势，切实抓住社会发展历史机遇，有效带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促使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同时，甘肃省政府也发布《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有序推动全省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推动陇原农业从产量导向转向质量提升，增强全省农业社会发展竞争力，着力为构建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奠定基础。系列政策文件强有力地推动甘肃省乡村振兴快速发展，为更快推进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政策保障。

乡村振兴不仅涉及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多方面的振兴发展，还包括整个乡村系统的振兴发展以及乡村系统内部子系统的协调发展^［9］。部分学者对乡村振兴研究进行了初步探讨，郭远智等^［6］在全面梳理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脉络基础之上，探讨了乡村振兴发展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提出了乡村发展的关键问题路径导向。吕承超等^［10］对全国30个省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发现中国整体乡村振兴水平呈现小幅下降趋势；毛锦凰^［11］通过改进的熵权-层次法对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进行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水平在空间上与乡村整体发展大环境较为匹配。陈炎伟等^［12］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县域层面，对2017年福建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发现县域乡村振兴发展差异较大且经济发达的闽东南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高；易小燕等^［13］通过构建县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对广东德庆县2009—2017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关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选取，学者采用多维构建如从乡村振兴总要求入手选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指标维度进行乡村振兴能力评价研究^［14］，以及从生产、生活、生态3个维度和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3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评价体系^［15-16］。综上所述，学者基于乡村振兴能力评价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基于县域尺度的乡村振兴能力评价研究并不多。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县城是新型城镇化重要载体，展开以县域为单位的乡村振兴研究意义重大^［17］。

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省份，也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战略通道。截止2019年末，甘肃省农村人口1 363.69万，占全省总人口的51.51%；全省农业总产值1 306.41亿元，占全省GDP值的14.98%；农村地区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9 629元和9 694元，农村居民生活得到大幅改善，农村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是整体上仍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前，甘肃省乡村发展水平与全国相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甘肃省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农村创新发展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甘肃省乡村振兴能力进一步提高。鉴于此，本文构建县域乡村振兴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甘肃省86个县域单元乡村振兴能力进行评估，以期合理反映出县域乡村振兴能力真实发展状况，为甘肃省乡村振兴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对探索欠发达地区乡村可持续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86个研究单元包括1个地级市、16个市辖区、5个县级市、7个自治县和57个县，因兰州市安宁区无农业户籍人口，剔除出研究范围，嘉峪关市无下辖县、区，因而整体纳入一个研究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总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当时新农村建设确定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政策保障，随后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农村建设发展政策，使农村发展跃入新的高点^［18］。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在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乡村已然取得了巨大发展成果，乡村整体面貌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19-20］。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总体要求已经不能满足乡村发展的脚步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国家因而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乡村振兴发展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的改造升级，是国家从乡村发展全局出发对以往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超越与升华，从乡村振兴总要求上可以看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在产业方面由生产发展转为产业兴旺，由“发展”向“兴旺”转变体现了国家对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和层级的升级要求；“生态宜居”强调乡村村庄整体面貌得到改善，同时强调乡村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从而实现“宜居”；“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软环境，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要深入挖掘、继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发展；在组织方面由管理民主改为治理有效，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体现了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完善，要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强调的是治理的结果“有效”；“生活富裕”强调农民有持续性、稳定性的经济收入来源，可以实现经济宽裕、衣食无忧、居住舒心、生活便利等，是实现社会主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乡村居民生活富裕，乡村居民生活富裕的关键又在于乡村居民群体性收入的提升。乡村居民要实现收入增收，则必须要依靠乡村中较为发达的支柱性产业等生产要素的有力支撑，乡村产业发展兴旺以后，农民群体的工资性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更加重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将促使更多的农民保护和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产业发展兴旺农民就会有活可干、有事可做，乡村秩序就会更进一步稳定，乡村治理就会更加地有效果，所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基础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从多角度出发，多管齐下治理中国城乡贫困问题，共同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象在地理学概念上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性活动的劳动群体在空间上所形成的地域系统，实质是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21］。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组成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等地域多体系统^［22］。乡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问题如何打破，城乡一体化发展差距如何缩小，基于这一出发点应运而生的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等系列重大措施为乡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寻钥匙、找抓手，从而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方面振兴^［23］。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在于通过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一系列综合性措施，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助推发展良性的乡村加快实现城乡一体融合发展，促使发展动力不足的乡村加快实现转型升级，积极扭转发展衰退的乡村等突出局面，迎接乡村发展新局面，从而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24］。乡村振兴实质上是人类农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是解决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难题的战略性选择，是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25］。

乡村振兴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建立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总要求基础之上的，从乡村振兴的内涵要义、演绎脉络到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相关应用均可体现^［26］。新时期乡村振兴是涉及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多方面的全面振兴，是符合新时期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需要愿望的实践^［27-28］。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战取得圆满成功，乡村发展开始进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新阶段，因而进行乡村振兴发展评价可以为政府提供有效实施意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欠发达地区的实施。基于此，本文参照前人研究^［29］将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基于乡村振兴五大维度发展内涵进行指标构建，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得性等原则，构建了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

由于所选的各项乡村振兴能力评价指标数据单位量纲及属性存在较大差异性，同时，所选研究指标在表达意义与结果一致性之间存在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之分，不可直接进行对比分析^［30］。因此，需要采用“最大-最小”值法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正向和负向标准化处理，使得处理后的各项指标数值在［0， 1］。

式中：X'_ij 为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第i个县域单元的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处理结果；X_ij 为指标体系中第i个县域单元的第j个指标中的原始数据；maxX_j 和minX_j 分别表示指标体系中第j个指标中所有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研究方法采用更为客观的熵值法对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能力进行评价，具体方法如下：

式中：H_j 为指标体系标准化后第j项指标的熵值；k=1/lnm，m为研究单元数（本文中m取86）；Y_ij 表示第i个县域单元第j项指标的所占比重；x_ij 表示第i个县域单元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处理数值；W_j 表示指标体系中第j个指标的所占权重；n为指标体系中所包含的指标层数。

计算乡村振兴能力综合评价得分：

本文所需各项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0年）》《甘肃农村年鉴（2020年）》《甘肃发展年鉴（2020年）》《甘肃省水利统计年鉴（2019年）》及2019年甘肃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个别缺失数据来自于各地市州统计年鉴以及2019年各地市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部分数据来源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以及各地市州农业农村局等官方网站。

运用县域乡村振兴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对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及5个分维度发展情况进行评估。

甘肃省86个县域研究单元乡村振兴水平及5个分维度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图1）。第一，从乡村振兴综合得分指数上看，得分首位的县（区）与末位的县（区）差距明显，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得分首位与末位县（区）相差0.349分，产业兴旺水平、生态宜居水平、乡风文明水平、治理有效水平、生活富裕水平5个维度最高分和最低分分别相差0.1589、0.0631、0.1336、0.1506、0.0635。县域乡村振兴水平差距最大的是综合得分和产业兴旺指数，差距最小的是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指数。第二，河西地区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好于其他地区，全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大致沿西北-东南走向呈现波动降低的态势，河西地区综合得分平均值0.1845，比陇南山地平均得分高0.0508，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两个维度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与综合得分相似的分布态势。

在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大趋势下，从图1明显可以看出河西地区乡村振兴及各维度发展水平在全省均呈现出最高水平。此外，南部民族地区及陇南山地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明显低于相近的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在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维度，陇南山地明显低于河西地区；在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维度，陇南山地和南部民族地区明显低于河西地区和陇东南地区。陇南山地和南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及分维度指数均处于全省末位，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直接影响，造成该区域乡村振兴难度较大，未来需要从当地优势产业、优势资源处入手，打造区域特色农业发展平台，助力乡村快速发展，加快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分维发展水平存在明显不同的格局，具体而言，表现为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指数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指数不同。在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发展方面，表现为河西地区及陇中地区较其他地区高，陇南山地由于地处秦巴山脉，地形崎岖，复杂的地理条件限制了当地乡村的生产活动，同时制约了当地村庄间的相互交流，乡村基础设施条件不完善，因而导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低（表2）。而在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方面，则在全省中呈现出河西地区和陇东南地区发展水平较高，陇南山地、南部民族地区则处于末位，说明需要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乡村生态环境的治理能力以及在乡村治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治理效果的凸显。显然，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密切关联，依赖于产业选址、区位条件、交通条件等因素，而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则更多的是依赖于乡村自身管理机制及治理决心，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可以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力度，缩小与其他区域的差距。

2019年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能力综合得分排名前十的县域单元依次是阿克塞县、玉门市、嘉峪关市、民勤县、甘州区、瓜州县、永昌县、肃北县、临泽县、景泰县（表3），其中绝大部分县域集中于河西地区。县域乡村振兴能力综合得分排名倒十的县域单元依次是张家川县、岷县、合作市、西和县、康乐县、成县、礼县、临潭县、清水县、徽县，其中8个县区是当年深度贫困县区，且大部分县区集中在陇南山地及甘南高原。可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区往往集中在城镇化率较高的县区，城镇化率较高的城市乡村居民较少，具有较高的人员管理优势。同时河西地区县域经济辐射带动能力较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乡村振兴发展基础条件相对较好。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区往往受地形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影响显著，地处秦岭西部褶皱带的陇南山地以及地处高海拔地区甘南高原等地，农村经济基础发展条件薄弱，城镇化率水平相对较低，乡村道路交通通达度较低，因而实施乡村振兴难度较大。

甘肃省区域乡村振兴水平优劣不等，层级分异较为明显。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区域也存在振兴劣势，乡村振兴水平较低的区域也存在振兴优势，优势劣势发展并存，可为全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提供指导。河西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及分维度发展水平均处于全省首位；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排名第二位的陇中地区生态宜居维度处于中游，在治理有效维度排名较后，表明陇中地区未来需进一步加大建设和谐宜居美丽乡村，进一步健全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进一步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乡村振兴水平排名第四位的南部民族地区生活富裕发展水平排名第三，但其他发展维度排名均相对较后，表明提升乡村振兴水平并不单单依靠提升区域生活富裕水平，需要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提升振兴水平。

从甘肃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变化的冷热点区域来看，整体热点区域集中在河西地区，极热点区主要在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等地（图2）。河西地区地势平坦，设施农业、戈壁农业等现代寒旱农业发展条件相对较好，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加之河西地区近年来集中发展地域特色农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乡村旅游发展业，极大地提升河西地区乡村发展水平，促使形成全省乡村振兴发展的热点区域。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陇南山地及南部民族地区部分区域，区域内以高山、峡谷、高原等为主，村庄交通通达度较低，农业生产、农村环境、农民受教育水平总体相对较差，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从而形成全省乡村振兴发展的冷点区域。因此，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冷热点分布区域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较为一致。

以86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对甘肃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评估。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不仅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分维度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河西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凸起明显，南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凹进严重。县域城市等级作用显著，区域振兴水平优劣不等，区域冷热点分布集中。甘肃省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充分考虑陇南山地及南部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及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区域乡村振兴发展需因地制宜，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详细化精准性政策促进区域乡村发展。要进一步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弥补自身发展劣势，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发展意愿，调动农民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是甘肃省乡村振兴得以大步发展的重要途径。

本文对欠发达地区典型省份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可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为政府精准制定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政策提供借鉴意义。县域乡村振兴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多元要素回流乡村的同时，关键还在于如何提升乡村外部要素回流供给与乡村实际所需要素之间的有效流动程度^［31］。复杂系统科学认为，一个系统的开放性以及系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是该系统能够长久保持活力与不断进化的内在动力，是一种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基本规律^［32］。乡村系统内部的要素间存在着物质流、信息流以及能量流的自由流动，因而开放的、流动的、复杂的人地地域系统也应该遵循这一规律。乡村系统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间的各种“流”在主动力和被动力的共同驱动作用下，形成乡村错综复杂的多层联系^［33］。当乡村发展实际所需要素与乡村外部要素回流供给达到动态平衡时，乡村振兴潜力发展达到最佳，乡村发展积极性提升，助力乡村更高层级发展；当乡村发展实际所需要素高于乡村外部要素回流供给时，乡村发展动力不足，引领乡村发展能力不强，造成乡村振兴发展存在困难；当乡村发展实际所需要素低于乡村外部要素回流供给时，容易造成乡村发展要素资源浪费，不利于乡村长远可持续性发展。从单一乡村尺度分析，单个乡村的开放性越高，乡村外部有效要素回流越高，乡村发展的宜居性和可持续性会更高；从整体乡村尺度分析，乡村地域系统的开放性和要素流动性越高，乡村间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方面的相互联系越高，乡村的活力和竞争力会越强，相应地推动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然而，乡村振兴的内涵太过宽泛，评估研究仅是乡村研究的冰山一角。当前研究者对乡村振兴发展的认知存在差别，对乡村振兴能力的评估也存在不同认知，不同的问题切入点会造成指标选取的差别，进而造成评价结果的不一致。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需要更多地注重考虑乡村区位优势、自然条件、乡村体制机制、乡村人文风俗等对乡村发展的影响，由于本研究相关数据掌握不全，未来在相关研究中需进一步关注。未来乡村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于怎样将乡村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拓展具体指标加入评估指标体系中，以此更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县域乡村振兴水平，为建设美丽甘肃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