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经济是以自然河流水系为基础形成的自然范围经济和跨行政区范围经济的复合经济系统。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中国的生态保育区、粮食生产区和能源富集区。然而，受经济结构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高质量发展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1］，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2］，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成为必然选择。高质量发展是有效协调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根本途径^［3］。

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主线及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学者们对此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4-8］。其一是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问题。与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环境污染等严峻生态问题相关，金凤君等^［9］分析了黄河流域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迟妍妍等^［10］构建重大工程引领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刘若江等^［11］设计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战略框架并提出实现机制，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协同治理等问题也被提及^［12-14］，学者们一致认为应实施流域大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其二是选用评价指标刻画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师博等^［15］基于发展的基本面、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3个维度构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左其亭等^［16］基于社会和谐、经济增长、资源安全、生态健康、文化先进角度构建评价体系分析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演化与差异性，张合林等^［17］从经济高质量、环境高质量、社会高质量角度解析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问题，刘传明等^［18］构建指标体系解析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特征及驱动因素，马静等^［19］运用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发展差异显著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其三是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郭晗等^［20］基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和生态环境特征提出分类治理、系统治理和协同治理发展路径，钞小静等^［21］建议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顶层设计、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参与几个方面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覃成林等^［22］建议构建以增长极和中心城市为节点的“三极引领，五点支撑，轴带衔接，网络互联”空间发展格局，苗长虹等^［23］提出分区分级分类调控发展策略，郭永平等^［24］从非遗的传承创新角度阐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问题，赵金辉等^［25］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方案。

综上，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内容涉及概念内涵解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发展水平测度、演化与预测、存在问题剖析以及政策建议，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数理统计^［17-18］和空间分析方法^［19］均被采用，分析单元多数为省区^{［16-17，19］}，少量涉及地级市尺度^{［15，18］}，变量以高质量发展总量指标为主，较为缺少基于地级市尺度、兼顾高质量发展总量、增量以及增速指标分析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差异及演变特征的文献。高质量发展评价既要体现发展过程，又要体现发展结果^［3］，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选取34项指标构建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高质量发展水平、高质量发展水平增量和增速为分析变量，利用空间分析法研究20年以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与演变特征，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审视黄河流域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联系，以期丰富高质量发展研究视角，为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9个省（区）^［26］，分别以河口镇、桃花峪作为上、中、下游分界点。根据《黄河文化百科全书》^［27］，黄河流域包括66个市域（市、州、盟，表1）。由于四川省阿坝州，甘肃省临夏州和甘南州，青海省海北州、黄南州、海南州、果洛州、玉树州和海西州核心指标严重缺失，本文具体研究对象为黄河流域57个市域（图1）。其中，山东省莱芜市于2019年1月并入济南市，鉴于研究时间跨度为2000—2020年，为保持一致性与可比性，将相关年份莱芜市数据并入济南市。

数据来源于2001—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及各市（州、盟）统计公报，专利数据来源于专利汇数据库，部分缺漏数据用插值法补齐。行政矢量边界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行政区划数据库（http：//www.webmap.cn/store.do？ method=store＆storeId=2）。

测度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多维复合评价体系^［28］，本文立足黄河流域发展实际，考虑数据可得性、可比性、代表性，参考任保平等学者的研究结果^{［3，16，29-32］}，基于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选择12个准则、34项指标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2）。创新发展是内生动力，创新要素的投入以及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的引进有助于提高黄河流域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美好生态环境目标，促进新旧动能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协调发展是内在需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协调发展能够增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产业链互补良性演化，形成分工合理的产业结构，扎实推进就业工作，改善民生，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是重点内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工业发展模式落后，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水资源问题突出，需将生态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有机结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开放是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吸引外商投资，加大对外经济影响和辐射，传播中华文化，是区域经济活跃度的重要指标。共享发展是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经济成果和社会福利，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促进流域内社会环境稳定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熵值法具有较高可信度和精确度，并可有效克服指标信息重叠。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赋权，在此基础上加权求和得到黄河流域各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时，对逆向指标正向化处理，计算步骤见参考文献［33］。

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莫兰值（Moran's I）探索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量和平均增速整体关联程度呈强化或弱化趋势，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Getis-Ord Gi*指数^［34］探测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量和平均增速的高值区和低值区，利用标准差椭圆^［35］分析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分布格局及演化特征。

2000—2020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全局莫兰值总体呈上升趋势（P<0.01，表3），说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正相关性，发展水平相似单元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有所增加。

利用自然断点法将2000、2005、2010、2015、2020年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为高水平、次高水平、次低水平以及低水平4种类型（图2）。

从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来看，2000、2005、2010、2015、2020年平均水平分别为0.435、0.417、0.450、0.446、0.456，高于平均发展水平的城市分别占总数的37%、35%、47%、42%、44%。整体来看，20年来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波动中有所提高，部分年份呈现下降趋势。

从区域来看，2000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城市有10个，除8个省会城市外，还有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淄博和东营2市。次高水平城市有22个，集中在各大城市群范围内，低水平发展区只有渭南市，其余为次低水平发展区（图2A）。2005年西宁由高水平发展区退步到次低水平发展区，兰州、淄博由高水平发展区退步到次高水平发展区，次高水平城市减少为11个，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山东2省区，低水平发展区增加为7个，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图2B）。2010年高水平发展城市有12个，次高水平城市增加为26个，次低水平发展区数量有所减少，从高质量发展水平、高水平城市数量来看，2010年均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与较快的增长速度（图2C）。2015年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所下降（图2D），2018年提出高质量发展理念后，各方合力治理，2020年城市高质量发展取得了良好的增长，高水平发展城市数量基本不变，次高水平城市数量比2015年增长了35%，主要分布在中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低水平发展区只有海东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区域差异显著（图2E）。

综合来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区集中在省会城市附近和地势平坦的黄河下游地区，次高水平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吻合。经济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经济实力决定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投入强度，中西部地区薄弱的自然环境、较为落后的社会经济、高能耗工业发展模式、紧迫的水资源利用问题突出，人地关系不协调，城市空间关系不平衡，直接影响黄河流域发展质量与趋势。

2000—2020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总体呈东西方向，演化过程表现为自西向东移动同时向南部偏移，中心点均落在临汾市隰县范围内，演化格局变化不明显。扁率先缩小后增大再缩小，说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先缩小后增大再缩小，逐步趋于均衡（表4）。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增量全局空间自相关莫兰值在2000—2015年均为正（P<0.05），莫兰值由2000—2005年的0.161下降到2005—2010年的0.104，再上升到2010—2015年的0.130，经历急剧下降—缓慢上升波动趋势，高质量发展增量呈现强集聚—弱集聚—较强集聚演变。总体而言，高质量发展增量相近市域空间集聚较为显著，且平均增量较大或较小市域集聚程度减弱，相邻市域强者强、弱者弱，发展不平衡且总体差异有所缩小。2015—2020年莫兰值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高质量发展增量相似市域随机分布，空间联系不紧密。

总体来看，2000—2015年各类型市域集聚分布，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局面，发展趋于均衡。2015—2020年各类型市域随机分布，关联性弱，相邻市域强者强、弱者弱，形成“诸侯经济”，各市高质量发展增量空间差异较大。2015—2020年高质量发展增量演变为低水平均衡发展状态，空间差异不大（图3）。

具体来看，“高-高”类型市域：此类市域高质量增量均大，2000—2005年分布在济南都市圈的德州、济南、泰安3市以及外围的临沂市，济南都市圈生态环境良好、交通便捷、资源利用率较高、城乡协调发展势头较好（图3A）。2005—2010年 “高-高”类型市域向西转移到榆林、朔州、忻州、吕梁、临汾、长治、晋中、阳泉8市，均属黄河流域中部的华北地区煤炭资源型城市（图3B）。“十一五”以来，各市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转型，加大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力度，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带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2010—2015年 “高-高”类型市域继续向西部转移到石嘴山、银川、吴忠、中卫、固原、庆阳、平凉、咸阳、铜川、宝鸡、天水、陇南12市，“高-高”类型面积进一步扩大，位于宁夏沿黄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大部分地区，“十二五”以来，各市积极构建西部生态屏障，发展新材料，建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规模和质量，极大地促进了城市高质量发展（图3C）。总体来看，2000—2015年 “高-高”类型市域集中连片，联系密切，空间相互作用程度较强，高质量发展同步增长，并带动周边市域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2015—2020年“高-高”类型市域只有中卫、新乡2市，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增量较大区面积大大缩小（图3D）。

“高-低”类型市域：2000—2020年高质量发展水平增量较大与周边高质量发展增量较小市域集聚。2000—2005年分布在武威、固原、太原3市，2005—2010年分布在中卫、白银、海东、天水、滨州5市，2010—2015年分布在榆林、太原2市，2015—2020年分布在包头、呼和浩特、西宁3市。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市域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资源基础、政策优势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量较大的区域。

“低-高”类型市域：此类市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增量较小的单元被增量较大的单元包围。2000—2005年分布在滨州、淄博、铜川、西安4市，2005—2010年分布在太原、焦作2市，2010—2015年分布在鄂尔多斯市，2015—2020年分布在开封、咸阳、固原3市。该类市域与周边市域高质量发展联系较为密切，受周边市域涓滴效应的影响，高质量发展取得一定的增长。

“低-低”类型市域：2000—2005年分布在乌海、石嘴山、银川、吴忠、中卫、白银、兰州7市，2005—2010年分布在固原、定西、陇南3市，2010—2015年分布在西宁、阳泉、晋中、长治、临汾5市，2015—2020年无此类市域。该类市域范围总体呈缩小趋势，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增量最小地区，形成低洼集聚区，与周边市域高质量发展联系较少。

九大城市群人口和主要经济指标占黄河流域的60%—70%，是黄河流域人口高密度区、经济发展中心区、黄河文化的重载区、环境治理的重点区^［36］，也是高质量发展增量较大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宁夏沿黄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的大部分地区，由2000—2005年的不显著区、低值区演化为2005—2010年、2010—2015年的高值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取得显著增长，后发优势明显。

2000—2015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增速莫兰值均为正（P<0.01），莫兰值由2000—2005年的0.167下降到2005—2010年的0.089，再上升到2010—2015年的0.140，经历急剧下降—急剧上升波动趋势，高质量发展增速由强集聚向弱集聚再向较强集聚演变。总体而言，高质量发展增速相近市域空间集聚较为显著，但集聚程度有所减弱。2015—2020年莫兰值为-0.009，接近于0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增速相似市域关联性不强，呈现微弱的离散分布特征。

根据Getis-Ord Gi指数高低及显著性水平，采用自然断点法黄河流域市域分为5类（图4）：一级热点区（高值聚集区）、二级热点区（次高值聚集区）、过渡区（中值区）、二级冷点区（次低值聚集区）和一级冷点区（低值聚集区）。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速格局变化较大。2000—2005年，高质量发展增速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较为分散，形成东部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大部分市域、北部包头以及中部西安、咸阳、铜川为中心的3个一级热点集聚区，以武威以及石嘴山、银川、吴忠、中卫为核心的2个一级冷点集中分布区（图4A）。这一时期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速为-0.90%，其中高于平均增速的市域有32个，占总数的56%。2005—2010年，冷点区和热点区均由分散向集聚演化并向西部转移，形成晋中城市群1个一级热点区以及以西宁、海东、陇南、天水、定西等兰西城市群中东部城市为核心的一级冷点区。这一时期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速为1.58%，比上一时期上升了2.48%，高质量发展增速高于平均增速市域占总数的49%（图4B）。2010—2015年，热点区继续向西部转移且市域增多，形成以宁夏沿黄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西部城市以及固原、陇南集中连片一级热点区，晋中城市群以及周边长治市由一级热点区转变为一级冷点区（图4C）。这一时期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速为 -0.18%，比上一时期下降了2.66%，高于平均增速的市域占总数的53%。2015—2020年，形成以吴忠、中卫、固原、平凉、天水等黄河上游城市以及长治市为核心的2个一级热点区，一级冷点区向北转移到乌兰察布和包头市，一级冷热点市域均大大减少，发展速度趋于均衡（图4D）。这一时期平均增速为0.43%，比上一时期下降了2.23%，高于平均增速的市域占总数的49%。总体来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速期末比期初有所提高，由前期的较快速增长转向后期的缓慢增长，高于平均增速的市域比例保持在50%左右。各个时期二级热点和二级冷点区圈层结构较为明显，二级冷点区呈单核心结构，二级热点区由期初的双核心结构向中后期的集中连片式发展。

高质量发展增速冷点和热点数量变化较大。2000—2020年各个时期一级冷点区数量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演化过程，一级热点区数量经历了减少—增加—减少的演化过程，二级冷热点市域数量均比一级冷热点数量多。整个研究期内，热点市域数量总体大于冷点市域数量，说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增长速度高值集聚多于低值集聚，整体发展速度较快，尤其是2019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高质量发展多措并举，一级热点和一级冷点市域进一步减少，整体增长趋于均衡。

宁夏沿黄城市群增长速度较快。2000—2005年黄河流域高值热点集聚区分布在东营、西安周边，低值冷点集聚区分布在白银周边；2005—2010年形成以忻州为核心的高值热点集聚区，以固原为中心的低值显著集聚区，高值区和低值区高质量发展速度均取得较快增长；2010—2015年高质量发展较快区域以固原为中心呈扇形分布，缓慢增长区域分布在吕梁周边，发展速度大幅度降低；2015—2020年平凉及周边市域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快的区域，增长最慢区域位于乌兰察布，与前一阶段相比，高值区和低值区增长速度均有所提高。总体而言，研究期内中卫、白银周边区域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长速度最快，渭南、乌兰察布2市高质量发展增速最慢。

高质量发展水平方面，2000—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相似市域趋于集聚分布。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波动中有所提高，部分年份呈现下降趋势，高于平均发展水平的市域占总数的40%左右。高水平城市集中在省会和黄河下游地区，低水平城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先缩小后增大再缩小，逐步趋于均衡。

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量方面，2000—2015年高质量发展增量空间关联较为显著，经历强集聚—弱集聚—较强集聚演变，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发展态势。2015—2020年高质量发展增量空间联系不紧密。2000—2015年平均增量最大区域由济南都市圈向西转移到黄河流域中部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并进一步转移到宁夏沿黄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大部分市域，区域面积逐步扩大。2000—2015年增量较小区域由沿黄城市群向山西省中南部转移。2015—2020年各市增量差异不大，发展趋于均衡。

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速空间关联方面，2000—2015年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发展速度相似市域彼此相邻，但集聚程度由强集聚向弱集聚再向强集聚演化，2015—2020年发展速度随机分布。

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速局部特征方面，平均增速一级热点区向西部转移，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速度方面具有优势，2000—2020年一级热点区及周围地区均处于热点区的核心位置。一级冷点区呈单核结构，一级热点区和二级热点区均由双核结构演化为片状区域。热点市域数量总体大于冷点区数量，整体发展速度较快，2015—2020年一级冷热点市域均大大减少，研究区整体发展速度趋于均衡。

本文兼顾高质量发展总量、平均增量、平均增速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空间特征和演化趋势，但未对高质量发展五大理念进行分类演化研究，未来需拓展研究视角，为高质量发展实践提供多角度的决策依据。此外，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同水平的影响机理。

黄河流域各市高质量发展差异显著，利用熵值法测度各市五大发展理念各维度发展水平，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区域差异，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深入实施共享黄河、开放黄河、绿色黄河、协调黄河、创新黄河等专项行动，分类指导，促进流域内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省会城市、山东城市群创新发展较好，山西省多数城市以及内蒙古、宁夏所属部分城市排名靠后。创新发展较差城市多属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偏重、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经济增长方式应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吸收引进和自主创新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并举，促进新旧动能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强创新合作，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联合科技创新中心，为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支撑。

统筹推进，协调发展。省会城市以及山东省部分城市协调发展较好，开封、洛阳2市以及甘肃、宁夏、山西所属部分城市排名靠后。黄河流域资源禀赋差异明显，上下游城市之间发展区位与发展环境不平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诉求与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之间矛盾较为突出，应发挥市场活力，创新发展模式，以产业分工和协作加快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打破户籍壁垒，实现人才在空间上的高效配置，以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促进要素流动，利用交通路网提升核心城市功能，增强溢出效应，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省会城市以及山东省所属城市绿色发展较好，西宁、洛阳2市以及甘肃、宁夏、山西所属部分城市排名靠后。过去过分强调经济发展，高耗水、高污染、高风险工业企业导致生态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应加快构建高效生态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灵活应用更多的区域政策工具，多措并举建立黄河流域生态环保基金，采用市场化、法制化、社会化的机制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效果巩固提升。

合作共赢，开放发展。省会城市以及山东省部分城市开放度最高，位于中西部的银川、西宁、呼和浩特3市以及甘肃、青海、山西所属城市排名靠后，此类区域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必须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同步发展，拓展开放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有选择地吸收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在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等环节吸收外资，在科、教、文、卫、旅游等公共服务领域吸引外资。中西部城市应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向中亚和欧洲对外开放的据点，进一步提升该区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等石窟艺术、遗址遗迹、长城文化、太行文化、黄河文化优势旅游资源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

以人为本，共享发展。共享度较高的地区位于省会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甘肃、青海所属城市排名靠后，应坚持以人为本，在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公共图书、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重点发力，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发展差距，促进城市间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