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将外在的、非市场化的生态环境价值转化为对保护者经济激励，首要目标是调节相关利益者的关系，提供资源高效管理，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供给^［1-4］。生态补偿优先空间选择的范围常位于中国主体功能区中的生态功能区，这些区域的主体功能是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与产品，具有生态资源富集、经济发展落后的特征^［5］。如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共同富裕，是限制开发的生态功能区面临的艰巨挑战，因此政府在实施生态补偿时常把减贫设置为副目标^［6］。通过发放现金、开设生态保护岗位等补偿方式，生态补偿政策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了贫困人口增收、生计能力改善^［7］，实现了“生态补偿脱贫一批”。随着中国生态补偿实践的不断深入，生态补偿的减贫增收功能凸显，现已成为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可持续生计实现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工具。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2020—2022年），提出要在10个省区设立50个试点县，探索构建“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效益有效提升和生态保护地区造血能力得到增强”的生态补偿机制。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继续对生态脆弱脱贫地区给予生态保护补偿，保持对原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不减”“支持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开展生态环保教育培训，引导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扩大绿色产品生产。加快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2024年4月，《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公布，指出“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开展重要生态环境要素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在依法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因而，开展生态补偿研究，并设计实现生态生计双赢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践行国家政策导向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生态功能区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求。

从研究框架和制度设计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围绕补偿主体、补偿对象空间选择、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以解决“谁来补”“补给谁”“补多少”和“怎么补”等问题^{［3-4，8-15］}。合理的空间选择和补偿方式是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绩效的两个关键环节。

生态补偿初始目标是为了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因而早期的空间选择方法多围绕生态保护单一目标进行设计，主要采用效益法、成本法、成本效益分析法^［16］。其中，成本效益分析法因同时兼顾了生态保护效益和成本接受度和使用范围最广^［17］。学者们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时，具体的测算形式是不同的。刘晋宏等^［18］采用生态保护效益与生态保护成本之比的形式，研究青海省各市县生态补偿优先序；宋晓谕等^［19］采用生态系统受损风险的生态保护效益与生态保护成本之比的形式，研究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生态补偿优先区域；Wünscher等^［20］以森林生态保护为目标，运用效益成本分析法进行空间选择时，专门构建了一个包含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受损风险、参与成本三者的数学工具。随着生态补偿兼顾减贫功能的现实需求，学者们结合多学科模型提出了不同的多目标研究方法，Pennington等^［21］以兼顾环境效益和农业不减产为目标，采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方法确定应通过生态补偿以改变土地利用的区域。Deng等^［22］以生态保护效益和地区发展二者兼顾为目标，以区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生计资本两项指标为锚，通过聚类分析，设计了陇南市不同区域适合的不同生态补偿类型。王女杰等^［23］以生态保护效益和落后地区发展二者兼顾为目标，提出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学者在兼顾生态保护与发展双目标时，常会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和目标差异考虑不同的影响因素并最终确立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的优先顺序^［24-25］。

生态补偿实践中最常见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实物补偿、产业补偿、智力或技术补偿、政策补偿。目前，学界主要围绕农户对补偿方式的偏好及不同补偿方式的效果等方面展开研究。李坦等^［26］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和内生转换Probit模型，分析了两类补偿方式对农户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刘格格等^［27］运用OLS和Probit模型分析了不同的补偿方式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熊伟等^［28］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了石羊河流域上下游居民对不同补偿方式的偏好。杨福霞等^［29］运用Binary Logistic 模型实证考察了价值感知调节作用下，现金和技术两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吴乐等^［30］测算了两种贫困线下区域的FGT指数，分析了不同补偿方式的实际减贫效果。

综上，目前学界对空间选择的研究较多，对补偿方式的分析多局限于不同补偿方式的影响效果，缺乏在生态补偿政策执行前如何选择合理补偿方式的研究，结合空间选择和补偿方式兼顾考虑生态生计双赢的研究就更少。因此，笔者以位于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综合补偿国家试点县——甘肃省迭部县为例，通过构建生态生计双赢的空间选择指数进一步优化县域尺度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同时在评价多维生计资本的过程中，依据“发挥优势、弥补短板”的原则提出适宜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方式，以期为实现生态保护效果有效提升和生态保护地区造血能力增强的生态生计双赢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提供方法借鉴和案例范本。

为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提高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的整体效益，创新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方式，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该方案提出要在10个省区设立50个试点县。迭部县是试点之一（图1）。迭部县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地处秦岭西侧的岷山和迭山山系之间的高山峡谷中、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川交界处。迭部县东邻舟曲县，北靠卓尼县，东北与定西市岷县及陇南市宕昌县接壤，西南分别与四川省若尔盖县、九寨沟县毗邻。地理坐标为33°39′—34°20′N、102°55′—104°05′E。全县东西长110 km，南北宽75 km，总面积为5 108.3 km^2［31］。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为6.7 ℃，森林、矿产、水能、草场、动植物等自然资源丰富。截至2023年12月，全县辖11个乡镇52个行政村243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5.09万人，有藏、回、蒙古等少数民族，其中藏族人口占总人口90%以上。迭部县农村居民生计以传统的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其他生计方式缺乏。迭部县GDP整体呈稳定增长趋势，由2016年的11.34亿元持续增加至2023年的22.38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年的6 100元增加到2023年的11 278元，仍只占到同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1.99%。

迭部县自然资源丰富，又以森林资源最为丰富，是甘肃省内的主要林区和木材生产基地，是迄今为止甘川地区保存最好的原始森林区^［32］，也是长江上游的重点水源涵养林区和青藏高原东部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在中国主体功能分区中隶属于重要生态功能区。迭部县境内白龙江干流自西向东横穿两大山系之间，多峡谷急流，落差悬殊。境内30条大小支流从南北两面汇入白龙江，水资源丰富。境内沟谷切割强烈，地形陡峭，降水充沛，全境都位于水土流失严重区，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质灾害频发。整体上，迭部县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系统较脆弱，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是生态综合补偿试点的适宜区域。

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常优先选择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高值区，兼顾生态生计双赢的生态补偿还需叠加考虑生计资本的情况，生计资本越低的区域可以通过入选双赢生态补偿项目获得补偿而改变原有的生计情况，进而实现可持续生计^［22］。为了实现保护效果的持续性，生态补偿方式需要结合不同区域特征和差异化的生计需求，根据环境特征和家庭特征选择适宜的补偿方式，让农牧民实现可持续生计，以免项目结束后重返原有生计方式，破坏生态保护效果。本文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综合考虑双赢生态补偿的特点和需求，设计考虑空间选择和补偿方式的生态补偿分析框架（图2）。

生态生计双赢的生态补偿空间选择应重点考虑两类特征：①环境特征，包括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和其他的脆弱性。在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生态补偿中，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主要考虑具有明显外部性且外溢范围较大的类型，如固碳释氧、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生态系统服务；而脆弱性则需要结合区域的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目前常见的指标包括考虑地形因素的坡度等。②生计资本水平，生计资本类型和水平决定了区域居民的生计策略，而生计策略又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33-34］。考虑到生态补偿项目中实质补偿的是具有公共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而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存在较大的重叠部分，为了避免重复核算，衡量生计资本水平时仅测算了扣除自然资本的四维生计资本水平，由生计资本中的物资、社会、金融、人力四维资本构成。在生态补偿实践中，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越高，其保护价值越大，是保护型生态补偿的优选区；同时区域的脆弱性越高其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风险越高，一旦破坏修复的难度也越大，因此环境脆弱性越高的区域是修复性生态补偿的优选区。考虑到本文主要的研究区为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和产品为主体功能的生态功能区，在后续设计的双赢生态补偿时只考虑保护型生态补偿。另外，区域的四维生计资本水平越低，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难度就越高，这些区域对生态补偿资金需求的迫切性就越高。生态生计双赢的补偿对象空间选择应选出四维生计资本水平低值区和生态系统服务水平高值区重叠的区域。对二者重叠的区域进行生态补偿一方面意味着将生态补偿资金分配给了更需要资金支持以促进生计资本水平提高的区域，另一方面还意味着有利于保障高水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供给。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在参考众多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相关文献^［16-23］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和生计资本水平的综合指数空间选择方法，并以此判断双赢补偿对象空间选择的优先顺序：

式中：IWW_i 为第i个区域空间选择综合指数；IES_{i为第i个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指数，表征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可采用价值当量法、模型模拟法等获得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后经极大值标准化处理后获得，数值介于（0，1］（具体的测算过程见2.2）；ILCi 为第i个区域的四维生计资本指数，表征区域的生计资本水平，通过构建区域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极大值标准化处理后获得，数值介于（0，1］（具体的评估过程见2.3）。}

生态生计双赢的生态补偿方式不应是“一刀切”的，而应是差异化的，以全面地满足区域或家庭多元的可持续生计需求。在宏观经济背景相对统一的同一国家，尤其是对同一县区而言，政策环境和文化背景比较一致，但区域或家庭拥有的生计资本差异很大，生计资本影响生计策略，不同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最终会导致不同的生计结果。“发挥优势、弥补短板”是区域实现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在选择生态补偿方式时，依据区域和家庭的生计资本的长短板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可以有效地促进区域生计资本的均衡。针对区域不同的弱势生计资本，现金补偿和产业补偿可提高区域的金融资本，实物补偿可提高区域的物质资本，智力补偿可提高区域的人力资本，政策补偿可提高区域的社会资本等，不同的弱势资本组合也需要结合不同的补偿方式进行干预补偿。考虑到生态功能区自然资本一般都较为丰富，因此在生态优先的情况，把自然资本的“绿水青山”有效地转化为“金山银山”，有选择地进行产业补偿是“两山”转化的重要路径^［35］。同时针对区域的其余优势生计资本增加其变现的途径也是重要的补偿方向。最终，依据“发挥优势、弥补短板”的原则，瞄准发力，制定合适的、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方式，以促进生态功能区实现可持续生计。

考虑研究区域自身生态系统特点，运用InVEST模型和ArcGIS空间分析，选择固碳释氧、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水质净化等4种典型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进行模拟，然后采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等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价值进行测算 （表1）。

以制定科学评价区域生计资本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为目标，以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评价准则，在满足科学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相关学者研究成果^{［22，37-42］}，根据中国农村和研究区域实际情况，筛选并构建由目标层－准则层－子准则层－指标层组成的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表2）。在实际计算中，本文采用等权重加权法（除了物质资本中的牧业生产条件，该指标根据牛、羊、猪单位数量的市场价修正了权重）确定各准则层的生计资本及四维生计资本指数。

考虑到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提出年份为2019年，执行期为2020—2022年，选择试点执行前2018年来进行生计资本的事前分析，并结合2020年的数据进行事后讨论分析；考虑到生态系统服务的年际波动性，为了消除年际波动和特殊年极端值的影响，结合2018年以前最新的土地利用数据年份为2015年，模拟了研究区域2006—2015年的生态系统服务量，并取平均值来代表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具体数据来源包括甘肃省高分数据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Google Earth Engine、世界土壤数据库等。生计资本评价数据来源主要来自201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8年迭部县统计年鉴、2020年迭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迭部各局提供的相关统计数据和资料。此外，生计资本中的自然资本计算所需的DEM数据、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分别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甘肃省高分数据中心等。

2006—2015年，迭部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本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趋势（图3，表3）。

2006—2015年，迭部县年固碳0~38 675.1 t·km^-2（图3A），依照固碳量和释氧量的比例，平均释氧量为0~104 598 t·km^-2。根据目前中国碳交易价格和工业制氧法，迭部县的固碳释氧价值总共为322.39亿元。达拉乡的固碳释氧价值最高，为59.66亿元；其次为多儿乡和旺藏镇，固碳释氧价值分别为38.27和37.36亿元；尼傲乡固碳释氧价值最低，为15.56亿元。

2006—2015年，迭部县的年水源涵养0~32 234.9 m³·km^-2，基本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分布趋势（图3B）。采用影子工程法，可知迭部县年均水源涵养价值为4.42亿元，其中达拉乡的水源涵养价值最高，年均0.97亿元；其次为电尕镇，年均水源涵养价值为0.63亿元；洛大镇水源涵养价值最低，为0.19亿元。

2006—2015年，迭部县的年土壤保持量为0~35 780 t·km^-2，基本呈南高北低的分布趋势（图3C）。2006—2015年，迭部县年实际土壤侵蚀量为7 120.35 t·km^-2，各地平均年土壤保持量为20 525.94 t·km^-2。考虑保持土壤肥力价值和减少泥沙淤积价值，采用市场价格法计算可知，2006—2015年迭部县的土壤保持年均总价值为62.94亿元。其中达拉乡的土壤保持价值量最大，年均土壤保持量为1 780万t，土壤保持价值为11.57亿元。

2006—2015年，迭部县氮保持量为0~3 229.25 kg·km^-2（图3D），磷保持量为0 ~ 310.285 kg·km^-2（图3E）。其中氮保持量基本呈南高北低的趋势，磷保持量的空间分布基本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趋势。迭部县氮和磷的平均年保持量分别为688.195 kg·km^-2和69.618 kg·km^-2。采用工业去除总氮、总磷的费用评价水质净化价值，可知2006—2015年，迭部县年均水质总净化价值为3.63亿元，其中氮保持总价值为1.15亿元，磷保持总价值为2.48亿元。各乡镇中达拉乡水质净化价值最高，为0.59亿元；其次为电尕镇，水质净化价值为0.50亿元；尼傲乡的水质净化价值最低，为0.16亿元。

从数值来看，迭部县这4类生态系统服务年均价值总量为393.40亿元，是其2015年GDP值10.5亿元的37倍多，可见迭部县生态资产价值相对经济总量是十分巨大的，迭部县确实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高值区。

在生计资本测算时，以全国农村水平为参照，以便简单明了反映区域生计资本中的优势和短板。生计资本测算结果显示，迭部县各乡镇的自然资本标准化值为0.14~1，均远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0.02，但迭部县各乡镇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标准化值分别为0.36 ~0.83、0.25~0.32、0.14~0.37，均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由于缺乏各乡镇的金融资本二级指标数据，迭部县各乡镇的金融资本标准化值均采用县级数据替代，结果为0.38，远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图4）。

综合而言，迭部县生态系统服务丰富，除自然资本外，其余生计资本稀缺，是双赢生态补偿的适宜区域。

迭部县各乡镇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综合指数为0.62~2.44，同一县域的各乡镇，综合指数依然存在较大差异，最大值为达拉乡的2.44，是双赢生态补偿的优先区；最小值为尼傲乡的0.62，对其进行生态补偿的优先度最低（表4）。

对迭部县各乡镇生态补偿的综合指数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将迭部县各乡镇分为3类。1类区是生态生计双赢生态补偿的优先区域，只有达拉乡一个乡镇；2类区是生态生计双赢的生态补偿的适宜区域，包括多儿乡、电尕镇、旺藏镇；3类区是生态生计双赢的生态补偿的潜在区域，包括腊子口镇、卡坝乡、洛大镇、桑坝乡、阿夏乡、益哇镇、尼傲乡。

为提高补偿方式设计精细化程度，运用“发挥优势、弥补短板”的原则，可对多维生计资本中定位区域内部的长处和短板以进行具有瞄准性的补偿方式设计。考虑到区域整体自然资本十分丰富且均远高于全国水平，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十分缺乏且其细分指标也都远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因此利用K均值聚类分析，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进行三分法聚类分类，并根据“发挥优势、弥补短板”的原则，瞄准发力，提出合适的、有差异的补偿方式，具体分类见表5。

Ⅰ类区包括达拉乡、旺藏镇、腊子口镇、阿夏乡、尼傲乡。因为这5个乡镇的自然资本十分丰富，可通过绿色发展实现自然资本的变现，促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又因为这些区域人力资本均为良好，物质资本在各乡镇中处于中等水平，所以在生态补偿实践中可以通过设立生态补偿创业基金、加大相关政策扶持力度的形式，弥补其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不足，鼓励、支持、引导民众创办具有高附加值的特色农牧产品加工业以发挥其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

Ⅱ类区包括益哇镇、电尕镇、卡坝乡。因为自然资本十分丰富，所以同样应适度开发自然资本，促进自然资本变现。这3个乡镇的显著特征为自然资本中的旅游资源丰富（益哇镇有扎尕那的“人间仙境香巴拉”等，电尕镇有古叠州城遗址、南山森林公园等，卡坝乡有甘南第一高峰——措美峰等）。所以在生态补偿实践中，要发挥自然资本中的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可以申请设立生态补偿旅游专项资金，发展生态旅游业，并开发旅游周边产品，打造生态小镇。又因为这3个乡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普遍为一般，所以在生态补偿中应大力培育人力资本，提高物质资本中的基础设施水平，以推动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而旅游业的发展必将对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Ⅲ类区包括洛大镇、桑坝乡、多儿乡。因为自然资本十分丰富，所以同样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本，促进自然资本变现。又因为这3个乡镇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在迭部县各乡镇中均处于最差一档。所以在生态补偿实践中，可以考虑实施林下经济工程、农业特色产业等对各项生计资本要求普遍不高的项目工程，如提高生态补偿中经济林果、名贵苗木的栽培比例，在合适的区域种植中药材、推广当地特色林下作物的栽培等以培育其金融资本，间接提高其物质、人力、社会资本。

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关乎生态补偿的成效。中国地域辽阔，各方面各领域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定位高效率的生态补偿区域尤为重要。目前中国的生态补偿实践中，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以效益法为主。结合考虑中国农村乡村振兴和可持续生计发展的新需求，生态补偿空间选择在考虑效率的同时，也应进一步考虑生态补偿助力农牧民实现生计可持续的可能。传统的效益法在筛选出高效率的补偿对象的同时，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减贫，筛选出的生态补偿优先区域往往也是贫困地区。但效益法的兼顾作用只是自然-社会系统客观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发达、农村居民生计水平高的区域大体位于东南沿海、江河下游地区，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有限；而经济落后、农村居民生计水平落后的区域大体位于西北西南、江河源头地区，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很高。但效益法未能在方法层面有效地定位生态补偿高效率和农村居民生计水平落后的区域。

考虑到四维生计资本指数计算所用数据较为易得，故而综合指数法在相对准确地定位生态保护和生计可持续双赢的生态补偿区域的同时，并不失应用性，是一个具备瞄准性、具有良好可操作性的补偿对象空间选择方法。另外，本文设计的综合指数法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可根据不同的目标修订公式中的变量，如可用乡村振兴指数替代原公式中的四维生计资本指数，则是一个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双赢的空间选择方法。另外，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实施目标增加因子，如考虑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等（IWW_i =R_i ·IES_i /ILC_i，R_i 为生态系统脆弱性），则是一个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农牧民生计水平、生态系统脆弱性三者的空间选择方法。

过去的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和实践多重视补偿对象的选择和补偿标准的确立，对补偿方式的选择依据和选择方式关注度较低。但从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持久性和有效性来看，生态补偿方式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只有确立了具备瞄准性的、满足可持续生计的，且不破坏生态环境的生计方式，并以此来选择补偿方式，生态补偿项目结束后，才不会轻易出现毁林毁草的现象，也才更有可能实现生态生计的双赢。本文提出的补偿方式制定方法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

可持续生计框架除了用于扶贫开发政策外，在此基础上结合5种生计资本测算可以对一个区域的乡镇类型和资源特征进行定量化的分析和归类，以分类结果作为判断各乡镇不同资本类型的优势和短板的依据，进一步制定发挥优势、弥补短板的补偿方式。

各类生计资本的多寡是选择补偿方式的重要参考。自然资本的多寡是其中关键指标。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本身就是自然资本的一种，这也是选择补偿对象（范围）的重要指标，同时自然资本的价值化途径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途径。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本，发展特色的生态种养产业和生态旅游业是实现自然资本市场变现的重要补偿方式。人力资本是选择补偿的基础指标。人力资本是实现生计策略的基础因素，也是执行补偿方式的基础。只有在人力资本不缺位的情况下，好的补偿方式才能取得好的成效。因此，针对人力资本尚可的区域，可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特色农牧产品加工业；针对人力资本缺乏的区域，可发展一些对人力资本要求不高的林下经济、特色农业等。物质资本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水平和生产水平上，基础设施通常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政策扶持力度高度相关，而生产水平则与区域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紧密相关，选择补充与当地自然资本紧密挂钩的物质资本的补偿方式更适宜当地农牧民找到可持续的生计途径。社会资本是维持补偿方式的重要一环。在可持续生计的背景之下，社会资本意味着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的过程中所利用的社会资源。对于相对偏远落后地区来说，国家的转移性收入和政策倾斜是重要的社会资本，结合生态补偿项目，国家可适度提供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政策倾斜。金融资本既是生计的投入要素，也是生计途径的目标。由于中国生态功能重要区和贫困区常常叠加存在，选择生态补偿方式时需重视金融资本生态产品质押、低息贷款和补贴等绿色金融方式常常是增加农牧民金融资本的有效手段^{［22，38-41］}。

合适的生态补偿方式也不应忽略生态系统脆弱性。生态系统脆弱性是区域选择生计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的区域应减小开发强度，防止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的高频发生；生态系统脆弱性较低的区域则可以增加生态产品价值化的补偿方式。本文限于各种因素，未能进行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估以用于补偿方式设计，这是本研究有待改进的地方。

为对比迭部县生态综合补偿实施前后的变化，本文基于2020年数据测算了迭部县各乡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计资本指数的变化。结果表明：①迭部县生态系统服务增长显著。相比于2006—2015年的平均值，迭部县2020年4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为532.94亿元，提高了35.47%。迭部县各乡镇均实现了较大的生态系统服务增加。增长最少的是多儿乡，增加了14.76%，增长最多的是阿夏乡，增加了69.94%。②迭部县综合生态补偿的生计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迭部县2020年四维生计资本为0.37，比2018年增长了2.78%。迭部县有4个乡镇没有变化，其余大多数乡镇实现了生计资本水平的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表6）。

2020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2006—2015年的均值有较高的增长，相较实施前2018年生计资本也有一定的增长。但这种增长除了来自生态综合补偿项目的实施效果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因素，如其他乡村振兴等政策类项目的实施效果。由于生态综合补偿的绩效评估不是本文的研究主体，这里不再进行深入分析和测算。

为实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生计双赢的生态补偿，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本文在分析生态补偿空间选择和补偿方式内在逻辑基础上，借鉴了国际上最初用于扶贫开发的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开发了适宜双赢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测算综合指数和生计资本的测算指标体系。在空间选择方面，本文设计了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农牧民生计水平的综合指数空间选择方法，并以此判断补偿对象空间选择的优先顺序，提升生态补偿资金的效率。通过双赢生态补偿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高生态系统服务水平且低生计资本水平宜为双赢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的优先区。在补偿方式方面，本文提出可在构建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析生计资本在不同维度的优劣度，依据“发挥优势、弥补短板”的原则提出差异化的补偿方式，可以有的放矢地提出相对精准的补偿策略。

在空间选择方面，通过综合指数排序和聚类分析，可将迭部县各乡镇分为3类区域，匹配不同优先级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顺序，其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靠前且生计资本水平较低的达拉乡属于双赢生态补偿空间选择最优区，应优先实施双赢生态补偿项目。在补偿方式方面，通过分析五维生计资本的多寡，充分发挥长板资本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资产和价值，并结合生态补偿政策弥补区域的短板资本，为多样的生计策略和产业发展提供空间。研究区属于重点生态功能区，是自然资本丰富、其余四维生计资本缺乏的典型区，合理适度地开发自然资本，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林草经济是该区域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从迭部县前后期对比结果可知，筛选的双赢生态补偿的优先区一直保持了高水平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而且其四维生计资本也相比核算年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本文提供的方法除了可用于县域尺度生态功能区外，同样适用于不同尺度其他区域进行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和补偿方式的制订，同时还可根据项目实施的细分目标修订空间选择指数，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进一步加强生态补偿政策的事前研究和事后对比分析。不同目标的生态补偿空间选择范围应有甄别，结合中国生态功能区的生计资本缺乏的现实条件，生态保护和可持续生计双赢应是未来生态补偿的重点方向。为了提高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需分析可能实施范围的优先级，进行差别排序，并结合资金预算规模最终确定政策实施范围。同时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后，也要及时进行事后评估，追踪项目进展，为未来进一步优化生态补偿实施提供改进空间。

高效利用政府生态补偿资金，并积极争取多元化的资金渠道。中国生态补偿资金中，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占了很大比例，而社会资金及其他资金投入占比较少。随着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规模的日益扩大，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可能会制约生态保护范围，还会影响生态保护项目的可持续性。因此，一方面需要提高国家纵向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实施前进行空间选择的优化分析，另一方面迫切需要发挥金融的“造血功能”、企业的社会责任等，积极争取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推进生态补偿市场化、多元化，构建多层次生态补偿体系。绝大部分生态产品和服务是公共品，具有外部性的特征，私人部门缺乏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激励。建议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生态补偿体系，一是标准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和评估技术，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和行政制度，三是搭建交易平台，四是完善监督机制和绩效评估，这些措施可促进生态补偿市场化发展，并拓宽生态补偿资金和补偿方式，助推生态补偿措施在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更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