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减小人为因素对荒漠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提高外围农户的耕地收益、推动耕种方式向集约型转型，从源头上预防荒漠化的扩展，是系统性治理的关键^［1-2］。地缘是农户重要的乡土情结，一方面耕地维持了农户最基本的家户生计，另一方面由于外围农户耕地收益有限，农户向外扩张耕地规模，最后因广种薄收造成荒漠化加剧。因此，研究荒漠化外围的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及差异，对于增加农民耕地收入、减小农户生计压力、巩固荒漠化防治效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早期，学者们把耕地利用效率界定为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的耕地产出程度。衡量指标方面，大多选取资本、劳动力与土地^［3］作为投入，将农作物销售额作为产出^［4］。后来，部分学者关注到耕地的非期望产出，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化肥面源污染量^［5］等作为负向产出纳入到耕地效率评价研究。同时，学者强调制约耕地效率的因素识别，例如耕地细碎化、化肥施用量、劳动力特征^［6］与家庭劳动力分工等^［7］。多数学者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8］等方法。但上述方法忽略了耕地生产中使用的化肥、农药等要素对环境的负向产出问题，进而有学者提出包含非期望的Super-SBM（Super Slack-Based Measure）模型^［9］来评估耕种的外部性效应。此外，学者们还进一步研究了耕地效率的空间差异^［10］、致贫因素^［3］等问题。

现有文献多是对荒漠化外围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差异形成原因的单维度讨论^［11］，并且研究区域多在风沙灾害较轻的中东部地区，缺乏在荒漠化连片分布的新疆南疆地区运用大规模田野调查手段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及规模异质性进行系统性考察。此外，已有研究在测算耕地利用效率时忽视了非期望产出，尤其是耕种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利用南疆四地州农户调查数据，运用资源依赖理论构建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分析框架，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并通过Tobit模型进一步识别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为荒漠化地区统筹防沙与富民两大目标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从形成原因来看，荒漠化是半干旱、干旱地区由于自然气候及人类过度开垦土地而导致风沙活动和土地退化^［12］。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受到荒漠化的严重威胁，数亿公顷草地与耕地遭受到了严重退化^［13］，农户生计安全受到极大威胁^［14-15］，又因近年全球气候变化^［16-17］，荒漠化逆转难度不断增加。1994年联合国制定的荒漠化公约作为具有全球约束力的治理方案，试图将耕地利用转型与荒漠化治理联系起来^［18］。但是，从一些地区的失败教训来看^［19］，荒漠化防治中忽视了周边利益者的生存诉求，在不调整耕种行为的前提下单纯性实施荒漠化防治项目，有可能让荒漠化地区陷入“边防治、边破坏、边退化”的危险困境。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动用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来遏制不断扩张的荒漠化趋势^［20-22］，认识到外围“利益主体”对防治工作的重要性^［23］，尤其对周边农户调整耕种方式及外出务工带来的个人保护成本给予一定财政补偿^［24-25］。但是，耕种收入作为农户最主要的生计来源，单纯依赖政府财政工具来减小外围农户对耕地的生计依赖，势必让公共财政政策背负巨大的荒漠化防治负担。此时，理论层面迫切需要找到联系农户生计可持续与荒漠化逆转的关键环节，即在不增加自然资源消耗的前提下提升外围农户耕地利用效率，此时就有必要分析农户耕种与荒漠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图1）。一方面，农户通过耕地生产维持绿洲的基本规模，间接阻止荒漠化扩张；另一方面，若农户耕地生产效率比较低，土地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此时农户更倾向通过耕地规模扩张策略。粗放型生产方式带来的结果是广种薄收，造成地力下降，此时农户做出弃耕选择，进一步加速荒漠化扩张。从根本上逆转荒漠化趋势，势必要在荒漠化治理过程中提升外围农户耕地效率。从经济学角度来审视农户耕种决策对荒漠化逆转的影响，需要关注诸多家庭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的负外部性问题，尤其是需要考虑群体决策后产生的荒漠化效应，如化肥超量施用、集体抽取地下水行为及频繁耕地流转对荒漠化产生何种影响。因此，荒漠化防治政策不仅需要妥善规制农户对不合理的自然资源行为带来的土壤退化以及地下水超采等外部性问题，而且要兼顾农户耕种成本收益。耕地利用效率是衡量农户成本收益的重要指标，对反映荒漠化防治面临的农户耕地变动及其外部性效应具有重要价值，也为考察荒漠化防治政策与农户可持续生计是否达成一致提供有益的理论基础。

从空间位置来看，农户是荒漠区域外围最直接的经济利益者，一方面享受荒漠生态系统服务，耕地不受风沙灾害影响，农户在耕作生产中也会采取一定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农户是荒漠化扩张的间接推动者，倘若没有积极的农业支持政策激励农户向集约型生产方式转型，农户受人口压力与资源稀缺的束缚，更倾向挤占荒漠空间来增加耕地，进而加剧荒漠化^［26］。无论是保护者还是破坏者，外围农户会将自己置身荒漠化条件下利用有限生计资源做出经济收益比较，从而选择最适宜家庭生计的耕种模式。那么，农户在权衡长短期利益、风险因素及资源禀赋后，如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首要问题^［25］，即在耕种时提高成本比较低的自然资源比例，减少更为稀缺资源的投入。20世纪70年代，资源依赖理论明确资源决定了社会主体生存，强调很多资源是个体组织无法自给自足的，个体组织为了生存一直寻找最佳策略，以尽可能地获得更多资源投入生产之中，并且组织内外部因素会影响获取资源的能力。耕地是农户组织生产的载体，耕种行为会对荒漠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在资源依赖理论支撑下，有3方面资源制约荒漠化地区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图2）。

直接投入资源。耕地作为核心投入资源，包括耕地面积和耕地细碎化水平。一方面，如果农户耕地面积过小，不利于机械设备作业和规模报酬最大化^［27］，另一方面耕地面积过大，可能超过家庭经营管理能力^［28］，进而带来了“广种薄收”问题。此外，直接投入资源还包括耕种投入、务农劳动力，也会影响到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其中，化肥、农机使用，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的高低，而且会对荒漠生态系统产生一定负外部性。务农劳动力的年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户采纳新科技的能力，进而直接影响耕地投入的效率。

间接投入资源。农户耕作决策会受到个人、家庭以及耕地保护意愿影响，例如家庭收入、个人特征及耕地保护意愿等；间接劳动力投入中的雇佣支出也会帮助农户在耕种中优化投入资源配比，降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29］。

农户社会融入及所处的区域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农户在耕地决策中需要与市场对接，并且受所在区域发展水平的限制，市场对接受个体资源配置差异，如民族、国语水平都反映出农户融入市场的能力；另外，外部区域资源配置存在差异，如地区经济之间的差距会影响资源流动和配置效率，折射出地区差异。

南疆四地州包含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三个师，耕地总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3.33%，大部分耕地被沙漠包围（图3）；干旱少雨，植被稀少，生态系统极端脆弱。绿洲内人口稠密且耕地资源有限，以棉花、林果等传统农作物为主，农户作为荒漠外围最重要的经济主体，生计来源单一且不稳定。近年，国家在南疆四地州围绕土地整治以及耕地流转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耕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旨在通过耕地集约化经营提高农民收入，减轻荒漠生态系统压力。但是，南疆四地州人多地少且耕地细碎的现状仍然较为普遍，农业开垦及放牧引起的荒漠化扩张趋势风险仍未解除，加之机械化水平、水肥利用潜力有待提高，荒漠化防治工作十分严峻，如何提升外围农户耕地生产力仍然是荒漠化防治战略亟待解决的难点。

2021年12月，课题组选择与调查地点相似的村落（昌吉市阿什里乡胡阿根村）展开2次预调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调查问卷。2022年1月7—27日，课题组成员前往南疆四地州开展了为期20天的田野调查。课题组考虑到多数调查对象为少数民族，安排18位少数民族同学加入到此次调查中。课题组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每个地州的样本县以及样本村（连队），同时结合当地政府的建议，选择受到荒漠化影响较为严重的样点村（连队）作为抽样框，共选取了靠近荒漠化较近的40个典型村（连队）展开实地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农户的基本家庭信息、耕地面积、各类生产投入产出情况、农作物销售收入情况以及其他情况等；收回问卷900份，在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735份，有效率81.78%（表1）。

本文借鉴相关成果^{［4，27-28］}，采取三分位数法划分农户类型，探讨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耕地效率差异（表2）。农户平均耕地面积为1.74 hm²，一分位数为0.677 hm²，二分位数为1.677 hm²，三分位数为12 hm²。从而将耕地面积在0.677 hm²及以下的农户视为小规模农户，0.677~1.677 hm²的农户视为中规模农户，1.677 hm²以上为大规模农户。

结合相关研究成果^［4，9］，本文选取耕地、劳动力、灌溉、农机等要素作为农户耕地投入指标，农作物销售收入作为期望产出指标；非期望产出指标为化肥面源污染量（表3）。根据调查数据中各类化肥的投入量计算农户化肥施用行为产生的面源污染量^［29-30］。

式中：Em为化肥面源污染总排放量（kg）；Eij为单元i的j种污染物的排放量（kg）；Cij为单元i的第j种污染物产生量（kg）；Ti为单元i指标统计数；ρij和μij分别为产物系数和化肥流失率（%）。采用化肥折纯的化学成分来确定面源污染系数，氮肥、磷肥和复合肥的总氮污染系数为1、0和0.33，总磷污染系数分别为0、1和0.15。本文参照2021年《污染源普查农业源系数手册》确定农户化肥流失率。

被解释变量：为了分析不同经营规模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将Super-SBM模型计算得到的农户耕地的综合技术效率值作为因变量。

解释变量：基于分析框架，选取耕地条件、耕种投入、劳动力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耕地保护偏好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变量赋值以及说明见表4。

控制变量：资源配置特征变量中，个体差异选取民族和国语水平两个变量进行个体层面控制。区域差异，选取样本点所在地州的人均GDP水平来设置区域经济水平差异的虚拟变量。

本文选取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进行测度，与过往模型相比，该模型考虑到投入产出要素“松弛”的影响，并且能够有效解决因忽略非期望产出而导致耕地利用效率结果的偏差问题，弥补了传统DEA模型无法对有效决策单元进行排序和区分的缺陷。

式中：n为决策单元的数量；m、s1和s2分别为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变量和非期望产出变量的个数；w-、wg和wb分别为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变量和非期望产出变量的松弛量；λ为权重向量；x、yg、yb分别为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变量和非期望产出变量的向量，其中x∈Rm，矩阵 X =［x1,…,xn］∈Rm×n。

农户耕地利用效率为0~1.83，属于截断数据，本文选取因变量受限的Tobit回归模型。为了减少异方差的影响，论文对排灌费投入、农机作业服务投入、化肥投入、种子投入、农膜投入与农作物销售收入进行取对数值处理。

式中：y为实际观测值；y*为潜变量；Ai、Bi、Ci、Di、Ei、Fi为自变向量；β、γ、δ为回归系数向量；ε为随机变量。其中，自变量包含耕地条件（Ai）、耕种投入（Bi）、劳动力特征（Ci）、家庭收入特征（Di）、耕地保护偏好（Ei）、控制变量（Fi）等6个维度。考虑到不同的变量之间可能会有共线性，文章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所有解释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均通过方差膨胀因子检验，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通过表5可知，从投入量来看，小规模农户的灌溉费用、农机费用、种子费用投入远高于中、大规模农户；相反，大规模农户农机支出最低，这也符合田野调查中大规模农户会倾向购买马力更大、功能更全的农机具，降低农机支出的生产偏好。中规模农户投入更为均衡；从期望产出来看，中规模农户农产品销售收入最高，为43 590.79元·hm^-2，远高于大、小规模农户。从非期望产出来看，荒漠化外围的大规模农户的面源污染排放量最高，为1.07 kg·hm^-2，其次是小规模农户、中规模农户。从各要素的投入支出、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来看，中规模农户更为均衡，初步判断荒漠化地区农户耕地规模越大，并非效率最佳。

通过MaxDea软件测算，案例区农户的耕地综合技术效率均值为0.354，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分别为0.408与0.941，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原因是纯技术效率偏低所致（图4）。综合技术效率由高到低分别为中规模农户（0.396）、大规模农户（0.340）和小规模农户（0.326），中规模农户的综合技术效率相对较高，表明中等规模农户的耕地综合技术效率相对较高，这表明耕地面积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农户的综合技术效率。中等规模农户在耕地经营方面更具有效率。

为了更进一步讨论耕地面积与农户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之间的关系，论文采用“局部多项式核回归（Local polynomial kernel regression）”进行分析，该方法不仅能够很好地解决“边界问题”，而且比核回归更有效率且适用于更多数据类型，限于篇幅限制，具体原理省略。随着耕地增加，纯技术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图5），当耕地到达1.1 hm²时，纯技术效率达到最高，为0.435，此后随着耕地增加到3.5 hm²左右，纯技术效率不断下降，当超过3.5 hm²时，纯技术效率呈现略微上升趋势，当超过5.5 hm²时，纯技术效率的概论函数曲线的95%的置信区间开口过大造成这部分曲线的可信度下降，需要进一步扩充更多样本加以验证。同时，当耕地面积不断增加，规模效率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当达到4.4 hm²时规模效率最大（0.923），此后规模效率伴随着耕地面积增长而呈现下降趋势。整体来看，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概率函数曲线会随着耕地面积增加呈现出先增长又不断下降的趋势，相同耕地规模下纯技术效率远比规模效率更快到峰值。合理解释是荒漠化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户经营能力不足，耕地收益更多依赖耕地规模扩展而非是技术投入。荒漠化防治政策不能仅“治标”，更需要关注到外围农户的耕地规模化经营制度，尤其是在一些荒漠化较为严重的区域配套有利于保护性耕种的土地流转措施，不能单一强调扩大耕地经营规模，尤其是扶持一批适度规模的新型智慧农场主体，一是化解规模化经营带来的市场风险，二是防止资本无序竞争、面源污染加剧，造成耕地退化。

共6个变量对小规模农户产生显著影响（表6）。平均地块面积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单个地块面积越大，农户耕地综合技术效率越高，原因是单位耕地面积越大，有利于农户集中资源在有限的耕地上获得更高产出。单位耕地面积机耕作业服务费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向作用，提高机耕投入，有利于提高耕地效率。但是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投入更多化肥，小规模农户的综合技术效率出现下降，合理的解释是过量施肥会导致耕地盐渍化、板结化，降低耕地综合技术效率。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在10%显著水平上为负向作用，原因是劳动力年龄越大，农户的劳动体力、学习新技术的能力有所减弱，不利于耕种集约化转型。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显著水平下为正向作用，农户经济水平越高，越偏向购买较好的种子或服务。另外，农业收入占比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向作用，农业收入越高，农户越有信心投入更多资源。

8个变量对中规模农户具有显著影响。灌溉用水是否便捷在5%的显著水平上为正向作用，对其他两类农户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方面中规模农户相比小规模农户具有更强的改善灌溉条件诉求和投入可能性，另一方面中规模农户比大规模农户更期待在有限资源中通过节水灌溉措施获得成本下降和收益增加。是否雇工在5%的显著水平上为正向作用，这一变量在其他组均不显著，原因是两组农户对“是否雇工”具有稳定的选择倾向，一方面小规模农户耕作任务大多由家庭成员完成，较少雇工；另一方面大规模农户普遍会雇佣工人，以完成生产。民族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为正向作用，少数民族农户耕地综合技术效率相对较低，主要是由不同民族农户掌握的耕种技术与生计习惯差异所致。调查中发现汉族农户会选择经济价值更高且技术更为复杂的农作物，便于农闲务工；而少数民族农户更加偏爱小麦、玉米以及核桃等传统农作物，便于养畜。另外，其余5个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小规模农户相同。

9个变量对大规模农户具有显著影响。耕地规模在5%显著水平下为负向作用，当耕地规模更大时，综合利用效率值不增反降，进一步印证了“适度规模理论”，一味追求扩大耕地规模并非能够提高农户耕地效率，精耕细作对荒漠化防治具有重要意义。耕地保护意识、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在5%显著水平上为正向作用，合理的解释是大规模农户更愿意为保护耕地付出实际行动，从而在保护耕地质量决策中获得更多收益，这一变量在中、小规模组均不显著。农业收入占比并不显著，原因是大规模农户对耕地效率的资源投入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耕种决策，并不因为农业收益变动而轻易改变耕作决策。另外，有4个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中、小规模农户相同，具体来看，单位耕地面积机耕作业服务费、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向作用，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与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在1%显著水平上为负。

10个变量对全体样本户具有显著影响，明显多于具体三组；务农劳动力平均健康状况、国语水平、地区差异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合理解释是经过精准扶贫措施实施，农户健康状况得到了较大程度保障和提升，样本户之间健康状况、国语水平并未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农户的耕作决策来源于长期经验，并不会因为上述变量变动进而影响耕种决策；地区差异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是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小。从边际效应来看，农业收入占比、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灌溉用水是否便捷、平均地块面积、耕地保护态度的正向边际效应最高，分别是8.59%、4.94%、2.79%、2.50%与1.95%。

农户作为荒漠化外围最重要的经济主体，提升其耕地利用效率是从根本上减少荒漠化人为因素的关键所在。首先，从耕地投入产出结构来看，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在投入要素及产出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中等规模农户非期望产出较低，在促进荒漠化逆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次，从整体效率水平来看，南疆四地州荒漠化外围的农户耕地综合技术效率较低，尤其是纯技术效率的贡献不足，耕地生产方式仍较为粗放，加快耕地绿色发展对荒漠化防治具有重要意义。再次，从规模差异来看，中等规模农户耕地的综合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相比其他两类农户更高；随着耕地面积增加，农户耕地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但耕地纯技术效率（1.1 hm²）比规模效率（4.4 hm²）更快达到峰值，技术革新对提高耕地生产力远比耕地规模扩张更有效，说明采取集约型耕作及适度流转措施对荒漠化防治至关重要。最后，从制约因素来看，耕地规模更大的农户，制约耕地综合技术效率的因素也越多，尤其与荒漠化具有直接联系的平均地块面积、灌溉用水是否便捷、耕地保护偏好等因素直接影响耕地生产力，说明荒漠化防治效果需要体现在周边农户耕地生产条件改善方面，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周边农户广泛参与。

南疆四地州荒漠外围的农户耕地综合技术效率普遍较低，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之间的结构也不合理。与相关研究对比发现（表7），研究区与中东部地区在耕地生产力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甚至与河西走廊地区相比，二者也相差0.367；农户对耕地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制于耕地细碎化程度和生计资本状况，还会受制于耕地保护偏好以及个体差异等因素。对于荒漠化分布较为广泛的西部地区来说，荒漠化防治需要及时评估大规模耕地流转对荒漠化的影响，强调外围耕地利用方式转型，尤其是在荒漠化严重区域出台一些保护性耕种措施，激励农户减少地下水及化肥的使用量，引导农户建立集约型耕种模式。

本文发现伴随着耕地面积不断增加，纯技术效率并未持续上升，这与南疆四地州缺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紧密联系，倘若土地流转中没有新型经营主体及时跟进，一味强调耕地规模扩展，势必带来农户再次陷入广种薄收的困境。从长期来看，如何大力培育南疆地区乡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是重点，未来荒漠化防治政策还应与乡村振兴政策进行有效衔接，荒漠化防治、土地整治与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协同推进，注重经营性资源的输入与配置，大力发展绿色发展技术，注重耕地生态保护，实现外围农户的耕种方式转型。

荒漠化区域外围农户的耕地利用决策不仅受制投入多少，而且还与快速变迁的农业技术存在紧密联系，尤其受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的影响日趋加大，在后续研究中应补充相关数据，进一步探究荒漠化地区农户耕种行为受到数字信息技术干预影响及荒漠化逆转问题。例如：一部分农户开始尝试运用互联网手段革新耕种技术、灌溉条件提高耕地生产效率，进而有效应对不断稀缺的水资源以及多变的风沙环境，但是耕种技术采纳过程对荒漠化的影响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补充新的证据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