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明确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指导方针，旨在实现黄河流域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与区域协调战略的实施成效。黄河流域经济发展长期呈现高资源消耗、高环境负荷、低生态效率特征，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双碳”目标的要求，亟须通过系统性绿色转型与创新性驱动转换发展方式。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的战略方向，推动黄河流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发展的着力点。在“双碳”目标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双重背景下，黄河流域面临的产业结构重型化、生态系统脆弱性、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本质上是传统发展模式与新发展理念之间系统性矛盾的集中体现。破解这一困局，需要通过绿色创新突破能源高效利用、节水治污、碳汇提升等关键技术瓶颈，构建以新能源、绿色制造、生态农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1］。绿色创新是实现绿色经济与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2］。绿色创新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经济的发展方式，通过能源技术迭代、产业流程再造与资源配置优化等方式破解生态经济发展难题，对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及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现存文献关于黄河流域绿色创新的研究聚焦于污染治理、高质量发展、低碳经济和碳排放等领域。高新才等^［4］发现绿色创新在黄河流域具有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重效应。吴康等^［5］关注到绿色创新可以显著降低城市的碳排放水平，人力资本是影响绿色创新与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了绿色创新存在的积极影响。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驱动力，其重要性日益凸显。2022年生态环境部印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鼓励黄河流域积极开展绿色金融创新，支持开发减污降碳的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将环境可持续发展纳入考量的金融活动形式，其核心在于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两大目标。现有关绿色金融的研究聚焦于对产业结构、城市环境治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领域^［6-7］。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马艳芹等^［8］指出，绿色金融能够有效引导资源向绿色产业倾斜，促进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在环境治理方面，马莹莹等^［9］的研究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的能源强度，通过经济激励手段促使城市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在经济增长方面，文书洋等^［10］构造一个涵盖绿色创新与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发现绿色创新是绿色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这一结论揭示了绿色金融系统与绿色创新系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入剖析了绿色金融的多重功能与作用机制，少部分文献初步指出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之间耦合关系，但深入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文献仍然较少。

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黄河流域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的关联及其协同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绿色创新作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呈现出高投入、高风险的特性。相较于传统技术创新，绿色创新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用于研发具有环境友好性的新技术、新产品与新服务，而且在创新过程中面临着技术不确定性、市场接受度低以及政策变动等多重风险因素，这使得绿色创新活动对金融体系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传统技术创新。Hasan等^［11］指出，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在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关键作用。绿色金融通过构建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以及碳金融等，为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12］。同时，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从而激励企业积极投身绿色创新实践，加速产业绿色转型的步伐。

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与经济地带，黄河流域正面临着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正确认知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之间的内在关联，并积极引导二者实现耦合协调发展，是加快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必然要求。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共进，可以有效提升黄河流域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综上所述，基于耦合协调的视角深入探讨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绿色经济发展理论，而且能够为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绿色发展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决策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黄河全长约5 464 km，发源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巴颜喀拉山脉，最终经山东省东营市注入渤海，流域分布呈“几”字形结构。黄河上游流经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中下游流经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图1）。本文选取覆盖黄河流域的9个省区作为样本区域，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将2006—2021年确定为研究时期，并选取2006、2011、2016、2021年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时间节点。绿色创新和绿色金融相关数据及其评价指标分别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经济活动，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和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其核心是通过金融手段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和项目，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当前关于绿色金融评价体系的研究较为完备。Ren等^［13］提出了涵盖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和绿色投资的四维评价框架。韩叙等^［14］则进一步扩展至5个维度，增加了碳金融这一新兴领域。本研究在借鉴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五维度评价体系，以全方位衡量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具体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碳金融（表1）。这一多维度评价框架不仅涵盖了传统金融工具，还纳入了新兴的绿色金融产品，有助于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评估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绿色创新是指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创新过程，通过开发和应用新的技术、产品、服务、流程或商业模式，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从投入产出视角来看，企业在绿色创新活动的投入主要包括绿色研发的资金和研发人员，产出主要涵盖企业的绿色专利和绿色产品^［15］。当前，绿色创新指标体系尚未统一，现存研究多以绿色专利授权量表征绿色创新水平。段德忠等^［16］使用绿色专利申请量表征环境创新能力。齐绍洲等^［17］认为绿色专利授权量更能代表技术创新的程度，因此将绿色专利的创新性由高到低进行分类，采用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以及当期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占比和当期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占比来表示绿色创新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从绿色创新产出数量和绿色创新产出质量两个角度，运用省份层面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占比、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占比来测度绿色创新水平（表1）。

使用熵权法进行赋权能够有效规避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熵权法测度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所占据的权重，并计算得出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水平的相关数值^［18］。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差异。随后，将数据按比例缩放，使其落入特定区间，以便不同单位或量级的指标能够进行比较与加权。

耦合协调度模型分为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19］。耦合度用来反映存在差异的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常用于测度经济系统、生态保护系统、城市等不同子系统间的协调性发展研究。本文利用耦合度表征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发展耦合协调系统之间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情况：

式中：C∈［0，1］，表示两个系统间的耦合程度；U₁代表绿色金融水平综合评价得分，U₂代表绿色创新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其分布区间均为［0，1］。耦合度C值越接近于1，说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越强，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的相互影响程度越高；反之，C值越接近于0，子系统间离散程度越大，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越弱。

耦合协调度用来表示系统之间的协调性与一致性发展水平，可以反映出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20-22］：

式中：D∈［0，1］，表示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度；T为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α1和α2分别为待定权重系数，且α1+α2=1。绿色金融发展促进绿色创新，绿色创新带动绿色金融发展建设，因此本文赋予α1=0.5，α2=0.5。根据数值大小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区间，每个区间对应不同的等级（表2）。

基尼系数最初用于测算地区收入差异，后作为全面刻画区域间不平等现象的有效指标，在多个领域被广泛应用^［23-26］。本文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析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耦合发展的区域间差异程度以及空间演进特征。总体基尼系数（G）表示黄河流域九个省区绿色创新和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的整体差异：

式中：k表示区域数量；n表示省市数量；j和h是k的内集，n_j 和n_h 分别表示第j和第h区域内省份个数，i和r表示不同的省份；y_ij 、y_hr 分别表示第j个区域和第h个区域中省份的绿色金融和绿色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发展水平；y¯表示总体的均值。进一步，将样本的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基尼系数G_w、区域间基尼系数G_nb和超变密度差异G_t，满足G=G_w+G_nb+G_t。基尼系数值越小，说明区域差异越小。

由图2可知，2006—2021年，黄河流域在绿色创新和绿色金融领域均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在发展格局上，绿色创新和绿色金融水平均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特征，绿色创新发展区域不平衡的现象较为突出。具体而言，黄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的绿色创新水平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其中，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分别由2006年的0.057、0.091和0.124上升到2021年的0.135、0.204和0.505。进一步来看，2006—2015年，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绿色创新水平增长速度趋于一致。2015年以后，下游地区绿色创新水平领先于中游地区并稳居首位。黄河流域绿色金融水平评价得分总体波动较小，呈稳定上升之势，由2006年的0.542上升至2021年的0.858。其中，在研究期间，下游地区绿色金融水平稳定增长且位居第一；中游地区在2006—2015年综合评价得分落后于下游地区，2015年之后呈现出与下游地区差距缩小的趋势，在2009—2021年表现出即将与下游地区齐平的态势；上游地区则呈现出先升后降再次上升的增长特征。

由表3可知，黄河流域总体耦合协调度均值变化为0.426~0.650，涵盖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三个阶段。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高于总体耦合协调度，这表明黄河流域绿色创新和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从时序变化视角看，2006—2021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总体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从2006年的濒临失调阶段上升至2021年的初级协调阶段；黄河流域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从勉强协调上升为良好协调阶段。

2006—2021年，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均值变化由轻度失调阶段进入勉强协调阶段。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颇为相似，均呈现出增幅小的特征。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农业与畜牧业较为发达，对资源和生态的消耗较大，不利于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的发展。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变化较为平稳，从2006年的濒临失调上升至2021年的初级协调。在研究期间，中游地区陕西省和山西省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较为平缓。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增长较快，2006—2021年研究期间，由勉强协调进入中级协调阶段。其中在2017—2018年，下游地区已经进入良好协调阶段，但随后又退至中级协调阶段。

2006—2021年，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三大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皆保持增长态势，增长的幅度变化从高到低依次为下游、中游、上游。值得注意的是，黄河流域三大区间耦合协调度虽逐步提升，但是地区间耦合协调度分布多元特征显著，存在区间不均衡现象。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初始水平较低且增速缓慢；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保持良好态势发展但是增长动力欠佳；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增长态势明显，地区之间差距较大且分化现象明显。

图3呈现了黄河流域九省（区）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变化的整体演变趋势（由于青海省的耦合协调度小于0.3，便于统计，图中未呈现）：①山东增长幅度最大，耦合协调度从0.510上升至0.871，是首个协调度超过0.8的地区，领先黄河流域其他地区最先进入良好协调状态，并长期稳定在中级协调和良好协调阶段。②宁夏增长幅度最小，耦合协调度从0.362增长至0.472，从轻度失调阶段进入濒临失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增长缓慢。③耦合协调度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为四川、河南和陕西，四川从0.526上升至0.766；河南从0.504上升至0.724；陕西从0.468上升至0.681。3个省份协调度增长速度相似，但四川和河南已经进入中级协调阶段，而陕西仍位于初级协调阶段。陕西省经济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尤其是陕北地区依赖煤炭、石油等资源型产业，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密集，与绿色技术转型需求存在矛盾，传统高耗能产业占比高，在绿色金融发展和绿色创新上有所不足。④2016—2021年耦合协调度均在0.5以下的为宁夏和青海，表明两地区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的协调发展并不理想。政府应当通过外部试点政策推动和内部产业结构优化共同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为了深入考察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的耦合协调度演进变化特征，基于2006、2011、2016、2021年数据绘制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估计图。由图4可知：2006—2021年耦合协调度分布曲线的主峰和分布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右移，基本呈现出由濒临失调向初级协调转化的态势，这表明整体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正朝着高水平协调方向演进。具体而言，2006年，核密度曲线呈现双峰模式且曲线宽度较大，这表明各区域之间出现多极化现象，区域之间耦合协调度差距较大；2011年，核密度曲线呈现单峰形态，波峰高度下降，曲线跨度逐渐缩小，说明各区域的总体耦合协调程度上升，区域之间的差距缩小；2016年，核密度曲线表现为单峰形态，波峰进一步右移，表明各区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2021年，核密度曲线为单峰形态，曲线保持向右移动的态势，出现左侧拖尾缩短、右侧拖尾延长的现象，表明各地区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持续提高，同时存在低值地区追赶效应和高值地区占比增加的态势。

选取2006、2011、2016、2021年耦合协调度模型运算结果，运用自然间断点法将耦合协调度阶段划分为8个等级，以分析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绿色创新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整体而言，2006—2021年，黄河流域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协调程度不断提升，从以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发展为以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为主。轻度失调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初级协调与中级协调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阶梯分布特点，展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图5）。

2006年，青海（0.180）为严重失调状态，宁夏（0.362）、甘肃（0.379）为轻度失调状态，内蒙古（0.412）、山西（0.477）、陕西（0.468）为濒临失调状态，山东（0.510）、河南（0.503）、四川（0.536）为勉强协调状态，除了四川省以外，其他两省均属于刚进入勉强协调的程度，青海是唯一处于严重失调的省份。2011年，青海（0.234）由严重失调进入中度失调行列，宁夏（0.420）和甘肃（0.505）由轻度失调分别进入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行列，山西（0.502）和陕西（0.575）由濒临失调状态进入勉强协调行列，内蒙古（0.451）仍处在濒临失调行列，山东（0.623）和四川（0.616）由勉强协调均进入初级协调行列，河南（0.595）仍处于勉强协调状态。2016年，山东（0.838）、四川（0.788）、河南（0.713）的耦合协调度持续稳步上升，山东（0.838）最先进入良好协调状态，四川（0.788）和河南（0.713）也相继进入中级协调行列，陕西（0.641）也由勉强协调状态进入初级协调状态，山西（0.583）虽仍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但耦合协调仍在上升，内蒙古（0.551）、宁夏（0.474）、青海（0.309）也分别进入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行列。2021年，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均在稳定慢速增长，但耦合协调状态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山东（0.871）、河南（0.723）的耦合协调度保持低速增长，耦合协调状态未发生改变，四川（0.765）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下滑，但仍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内蒙古（0.556）、陕西（0.680）和甘肃（0.553）仍处于勉强协调行列。除了青海（0.322）外，黄河流域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增长较快，二者逐渐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

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区域差异的关键指标，能够精准反映数据的离散程度。因此本文使用基尼系数深入分析黄河流域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由图6可知，黄河流域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差异呈现出逐渐收窄态势。上游区域基尼系数最大，表明该区域内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的波动幅度较大，发展进程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相比之下，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的基尼系数值较小且二者间差异并不明显，表明中下游两个区域的发展水平相对更为均衡。从时间序列维度观察其演变过程可知，在2006—2021年，黄河流域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的总体基尼系数从2006年的0.078下降到2021年的0.045，降幅较为明显。分区域来看，上中下游基尼系数均呈现出下降趋势。上游地区从2006年的0.134下降到2021年的0.091，中游地区从2006年的0.057下降至2021年的0.028；下游地区则从2006年的0.066下降至2021年的0.027。数据表明，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的总体差距正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平衡性得到显著提升。

出现这种良好趋势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从政策层面看，黄河流域各地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大对绿色金融产品的服务和扶持力度，为绿色金融发展滞后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从产业结构层面看，黄河流域地区逐渐意识到传统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的制约，纷纷加快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例如，山东省作为黄河流域的经济大省，近年来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新兴绿色产业，在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这些绿色产业的发展壮大，对绿色金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进而带动了绿色金融的发展，使得山东省在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山东省的成功经验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整个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的协同发展，进一步缩小了区域间的差异。

由图6可知，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耦合协调发展方面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存在显著差异。从区域对比来看，上-下游地区的基尼系数在各区域组合中数值最大，而中-下游地区的基尼系数最小，在2006—2021年，三大地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呈现出上-下游>上-中游>中-下游的特征。尽管在2018—2019年，总体以及上中下游各地区的基尼系数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但从整体趋势而言，黄河流域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的区域间差异依然保持着稳定缩小的态势。从变化趋势进一步分析，上-中游、上-下游以及中-下游区域间差异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中，上-中游的区域间基尼系数从2006年的0.095下降至2021年的0.069，上-下游区域间的基尼系数由2006年的0.100下降至2021年的0.071，中-下游区域间的基尼系数从2006年的0.034下降至2021年的0.021。上-中游区域间和上-下游区域间的差异下降幅度均较为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黄河流域的区域协调发展给予了更高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对于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黄河流域上游地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上游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加速了上游地区在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领域的发展进程，进而缩小了与中、下游地区在该领域的发展差距。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绿色金融推动跨区域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绿色金融在资源配置和资金流动方面更加高效便捷，增强了绿色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数字平台，上游与中、下游地区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资源整合，促进了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在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从时序演变特征来看，2006—2021年黄河流域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6年，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的省份有1个，为青海；处于轻度失调的省份有2个，分别为宁夏和甘肃；处于濒临失调的省份为3个，分别为内蒙古、陕西和山西；处于勉强协调的省份为3个，分别为四川、河南和山东。2011年，青海已跨越严重失调阶段；处于濒临失调的省份转为2个，分别为内蒙古和宁夏；进入勉强协调的省份有4个，分别为陕西、山西、河南、甘肃；进入初级协调的省份为2个，分别为山东和四川。2016—2021年，除青海和宁夏处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阶段，其他省份均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和良好协调阶段，具体的省份数量分别有3、1、2、1个。表明黄河流域地区绿色创新和绿色金融协调水平整体提升趋势显著。

从空间演变特征来看，耦合协调度水平总体向较高协调状态偏移，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总体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格局，且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南部向北部递减的特征。绿色创新水平总体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格局，且下游与中上游存在较大的差距。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总体发展呈稳定上升趋势，上中下游发展差距不大。2006—2021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整体差异逐渐缩小。在区域内，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基尼系数均在平稳下降。

强化区域协同，促进均衡发展。黄河流域整体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有所上升，但是地区间发展极不均衡，差距较为显著。上游地区作为生态屏障，其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滞后，应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区域。可以设立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专项资金，按年度向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上游地区倾斜，用于支持当地绿色创新项目研发、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以提升其绿色发展的基础能力。同时，建立流域内城市结对帮扶机制，选取下游绿色发展成效显著的城市，如济南、青岛等，与上游落后城市，如兰州、西宁等，结成帮扶对子，在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方面进行精准帮扶，定期开展交流互访活动，促进上下游城市绿色发展协同共进。

激发中游活力，发挥下游辐射。黄河中游地区产业结构偏重，绿色发展动力不足，耦合协调度增长缓慢。应制定产业绿色化转型专项规划，对钢铁、煤炭、化工等传统产业，设立绿色转型时间表，在未来逐步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同时，设立产业绿色转型引导基金，对积极进行绿色转型的企业给予贴息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投入。对于下游地区，应充分发挥其经济与创新优势，加强区域产业转移承接机制建设，鼓励下游地区的绿色产业、先进制造业向中上游地区梯度转移。通过建设跨区域产业园区，如豫鲁黄河生态经济产业合作园区，给予入驻企业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下游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中上游地区，带动中上游地区绿色产业发展与绿色金融需求增长，提升区域整体绿色创新与绿色金融协调发展水平。

精准政策扶持，缩小区域差距。尽管2006—2021年黄河流域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但上游与中下游地区差距依然较大。应针对上游省份政策欠发达地区制定精准扶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实施差异化税收政策，对上游地区绿色创新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并提高增值税留抵退税比例；在金融政策方面，引导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加大对上游地区绿色项目的信贷投放力度，同时支持上游地区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给予金融创新试点政策支持，鼓励开展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保险等创新业务。通过这些精准政策，有效缩小区域内差异，促进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均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