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资源型产业转型，建设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目前，黄河流域仍然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绿色发展滞后、资源消耗较多等问题，且黄河流域本身存在的生态脆弱、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导致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不充分、地区发展不协调，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巨大挑战。而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等特征，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促使产业结构发展路径深刻变革，为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生态保护开辟新空间、提供新动能。因此，探究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有研究来看，随着数字经济逐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的经济后果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企业层面，学者们从赋能企业成本管控^［1］、增强企业创新能力^［2］、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4］等视角出发，探讨数字经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5］。在产业层面，学术界通过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体系建设^［6］、产业空间布局^［7］和产业链韧性以及现代化^［8-9］的影响，深入阐述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内在作用机制。在区域层面，区域绿色发展^［10］、区域创新效率^［11］和共同富裕^［12］等经济后果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这些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3］。

尽管已有学者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14-15］，但是鲜有文献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基于此，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空间演变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黄河流域118个地级市（自治州、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丰富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本文不仅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细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探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的影响，丰富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第二，揭示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内在机理。本文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消费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负向调节作用，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经济后果进行探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参考。第三，为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借鉴。现有文献更多研究全国范围内产业发展，而本文聚焦于区域性产业发展，关注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力图为黄河流域9省产业结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也为区域性产业结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大数据的广泛应用能推动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16］。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创新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要素在内容、形式以及时空等3个层面的扩展^［17］。在内容层面，数字经济通过信息化手段引导促进数据与信息的深度整合，不仅为传统产业带来新的商业价值，同时为区域经济创造了新的增长点，信息化平台也使得产业内容逐渐向服务延伸，形成了新的经济活动内容。在形式层面，数字经济不仅推动了黄河流域企业从传统的集中化管理模式向更加灵活、去中心化的模式转变，还推动了虚拟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的行业壁垒和市场分割，使得区域经济运行更加高效和灵活。在时空层面，通过互联网和数字化平台不再受限于地理位置，黄河流域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拓展市场、进行跨区域合作。企业能够实现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运营，消费者能够在任何时间享受产品和服务，大大提高了产业生产效率和市场响应能力，从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不仅加速技术创新扩散，也推动了产业推陈出新，促进产业结构向智能化、科技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首先，数字经济推动创新持续流动和科技迅速发展，为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奠定坚实基础。数字经济平台吸引和整合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并产生不断激发自我创新的生产模式，有力促进技术迭代和创新^［18］，为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奠基。其次，数字经济推动黄河流域传统产业转型。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产生了颠覆性和革命性影响，使得传统“低能量密度”要素向“高能量密度”要素转变，带动产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等高附加值方向升级^［19］，不仅实现生产过程智能化，还利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拓展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营销模式，加速了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最后，数字经济促进黄河流域新兴产业和新型商业模式蓬勃发展。数字经济以其渗透性使不同产业领域之间融合碰撞^［20］，不仅涌现出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也催生众多新型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创造的新价值和培育的新优势有助于助力产业整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21］，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注入新的活力。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数字经济能够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

基于数字技术发展促进数据驱动，数字经济实现经济活动信息化和数字化^［22］，这不仅有助于促进黄河流域资源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还有利于推动黄河流域产业跨界融合和产业协同，实现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一方面，数字经济促进黄河流域资源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平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透明度，有助于协调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结构关系，降低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和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而优化资源配置结构^［23］；此外，通过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不仅以资源重组的方式改变传统要素投入种类和结构来优化产业分工，还通过驱动劳动力、资本等其他要素实现网络共享、集中整合、协同开发和有效利用以更好地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跃迁，产生的“结构红利”为产业结构合理发展持续赋能^［24］。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推动黄河流域跨界融合和产业协同。数字经济具有强大整合和协同作用，突破发展过程中地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使协同发展范围由单纯实体协作延伸至网络空间协作^［25］。同时，数字经济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使得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提高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效率，从而促进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连接和优化，实现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数字经济能够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

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变革。消费结构升级代表着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服务体验、环保意识等需求不断提升，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更好地洞察消费者需求变化，为企业提供精准市场信息，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服务模式，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差异化方向发展。其次，消费结构升级促进创新发展。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催生了新产品、新服务的需求，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推动技术创新，从而推动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最后，消费结构升级拓展市场空间。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消费升级和消费扩容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空间提供了机遇^［26］。数字经济通过电商、社交媒体营销等渠道帮助企业拓宽销售渠道，促进产品市场推广和销售，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来加速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高级化进程。

首先，科技创新满足了技术应用和创新驱动需求。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提出更高技术要求。而科技创新水平提升不仅直接作用于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相关产业，还可以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等手段提高其他产业效率和质量，满足数字经济对先进技术的需求，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其次，科技创新放大了数字经济催化作用。数字经济促进科技创新水平提升，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能力，并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机会以赋予产业新的动力和活力，最终推动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最后，科技创新存在技术转移的特点和溢出效应。科技创新成果转移在传递和共享过程中不仅扩大自身影响力，其产生的创新溢出效应对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推动整个产业技术进步和实现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27］。本文提出假设5：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来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高级化。

选取黄河流域118个地级市（自治州、盟）2000—2022年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文中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课题组等。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既涵盖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Indit），也可以细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Ais_it ）和产业结构合理化（Uis_it ）两个方面。分别设定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总体转型升级、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和所提假设，为保证研究结果稳健性，选择双向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FE）模型进行回归。

式中：Ind_it 为第一个被解释变量，代表黄河流域城市i在t时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水平；Ais_it 为第二个被解释变量，代表黄河流域城市i在t时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Uis_it 是第三个被解释变量，代表黄河流域城市i在t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Dige_it 是解释变量，代表城市i在t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ontrol_it 为控制变量；λ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μ_i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Ind_it ）。参考李娟娟等^［28］做法，利用第一产业占GDP比重×1+第二产业占GDP比重×2+第三产业占GDP比重×3来度量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水平。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Ais_it ）。参考于斌斌^［29］做法，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第二产业增加值衡量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Ais值越大，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Uis_it ）。参考干春晖等^［30］做法，利用泰勒指数（TL_it ）倒数来度量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式中：Y_i，m /Y_i 表示m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L_i，m /L_i 表示m产业从业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比重。当TL_i =0时，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最均衡；TL_i 越接近于1，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越不合理。Uis_it 值越大，意味着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越高。

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e_it ），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角度衡量（表1）。其中，互联网发展的衡量借鉴黄群慧等^［31］方法，采用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数4个方面的指标。使用熵值法计算2000—2022年黄河流域118个地级市（自治州、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为更加全面分析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数字经济发挥的作用，综合考虑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等影响因素，设定城镇化水平（Urb）、金融发展水平（Fin）、人力资本水平（Hum）、政府支出水平（Gov）和对外开放水平（Ope）等5个控制变量。其中，城镇化水平用全省城镇常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比例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额的GDP占比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年末总人口来表示，政府支出水平用财政支出的GDP占比表示，对外开放水平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表2）。

黄河流域西起巴颜喀拉山脉，东临渤海，北抵阴山，南靠秦岭，流域从西到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流经青海、山东等九省（区），如图1所示。

在2000—2022年，等距离选取2010、2011、2022年作为时间节点，对中国黄河流域118个地级市（自治州、盟）的数字经济空间分异特征和演变规律进行研究。通过ArcGIS的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将黄河流域118个地级市（自治州、盟）的数字经济水平值分成低、较低、中度、较高和高5类韧性水平区，然后将其可视化表达。

图2显示，黄河流域各城市数字经济存在明显差异，数字经济表现为高水平的城市主要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且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水平高的城市数量少，范围较小；较高数字经济水平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高数字经济水平的省会城市周边以及沿海平原地区。这一分布也表明黄河流域的城市群功能已开始发挥作用，中心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但黄河流域各城市群的数字经济水平在空间分布上仍有两极分化的表现。较低数字经济水平的城市数量较多，在2000年时约占整个黄河流域城市总数的2/3，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各城市群的边缘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较低数字经济水平的城市数量变少，大部分城市数字经济水平均有所提高。在2000—2022年，大部分城市数字经济水平保持稳定增长，但增长幅度在空间上存在差异，中下游地区增速较快，数字经济水平较高。

综上所述，黄河流域城市的数字经济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各城市群中的中心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水平较高；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城市数字经济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目前黄河上游地区以及黄河下游离中心城市较远地区数字经济水平仍较低。

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辅以未进行双向控制的OLS模型进行对照。如表3的列（1）和列（2）所示，Dige的系数值分别为0.117和0.042，且都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由此初步验证了假设1。

表3中列（3）和列（4）分别显示了两个模型下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显著正向影响。在未进行双向控制的OLS模型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会提高0.380个单位，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这一影响效应也达到0.304个单位，由此初步验证了假设2。

表3列（5）和列（6）分别显示了未进行双向控制的OLS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实证结果，在两个模型下，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数字鸿沟问题使得一些地区无法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第二，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有企业或行业因担忧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自身利益损失，而寻求维持现有产业格局，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放缓。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反过来也能推动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了消除模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保证结果准确性，参考郭家堂等^［32］处理内生性问题方法，以数字经济滞后一期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并采用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别进行回归。根据表4列（1）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滞后一期的Dige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F统计值远远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论依然稳健。

为避免不同计算方式衡量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造成实证结果的不稳健性，采用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为验证上述结论稳健性，参考郭吉涛等^［33］的做法将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度量方式更换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进行主成分分析法赋权得分（Ind₁），回归结果见表4列（2）。对于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参考刘元雏等^［34］做法，在各产业产值占比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度量方式更换为

式中：Y_i，m 和Y_i 的含义同式（4）；lp_i，m 为第m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回归结果见表4列（3）。借鉴韩永辉等^［35］研究，将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方式更换为

式中：Y_i，m 、Y_i 、L_i，m 和L_i 的含义同式（4）。Uis₁值越小，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回归结果见表4列（4）。参考金灿阳等^［36］研究从智能经济、信息经济等关键词出发构造数字经济政策文本词频数据，形成数字经济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列（5）到列（7）。回归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模型中，数字经济系数依旧显著正相关，而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模型中，数字经济系数依旧不显著，验证了上文的结论。

第二，改变样本区间。中国数字经济从2005年开始爆发增长，为了避免样本时间选择对结论的影响，剔除掉2001—2005年数据，仅以2006—2022年样本数据进行估计，表4列（8）到列（10）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1%水平上显著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再次验证了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首先，为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制，将消费结构升级（Con_it ）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借鉴陈冲等^［37］方法，从初级消费、中级消费和高级消费等3个层次出发，对消费结构升级进行度量：

借鉴温忠麟等^［38］中介效应检验三步法：第一步是检验数字经济和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系，由上述基准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显著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二步是探讨数字经济和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表5列（1）显示数字经济在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最后一步是将数字经济与中介变量同时加入回归模型中时，表5列（2）和列（3）显示其系数都是正值，且都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数字经济促进下的消费结构升级能够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制，将科技创新（Inn_it ）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采用各地级市获得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数量的加总数衡量科技创新水平，并对变量取自然对数进行估计以消除异方差影响。利用以上方法探究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第一步同上；第二步是探讨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表5（4）列显示数字经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科技创新水平提高；最后一步是将数字经济与中介变量同时加入回归模型中，表5列（5）和列（6）显示其系数都是正值，且都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数字经济促进下的科技创新水平提高能够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

选取环境规制（EV）作为调节变量。参考邓慧慧等^［39］做法，采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保”一词相关词汇出现的词频占报告全文字数的比重作为环境规制代理变量。为保证结果稳健性，对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构造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效应乘积项XM，并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6可以发现，XM的系数为-0.054，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过程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

鉴于黄河流域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以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中位数为标准，将118个地级市（自治州、盟）数据划分为数字经济高发展组和数字经济低发展组，检验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的异质性影响。表7中列（1）和（2）分别为数字经济高发展组和低发展组，数字经济高发展组的系数为0.127，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数字经济低发展组的系数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加显著。

在生态环境脆弱的黄河流域，发展数字经济不能只顾经济高速增长，还应该兼顾环境保护。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考虑经济增长、能源节约与环境效益等，是衡量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为了有效衡量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环保效益，本文利用绿色经济效率作为经济后果来探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后的环境表现。参考焦嶕等^［40］做法，基于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劳动、资本、能源投入以及经济产出及非期望产出等方面进行指标构建形成绿色经济效率的代理变量（SBM）。根据表8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经济效率，在加入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后，两者系数分别为0.090和0.214，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不仅促进了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且提升了黄河流域绿色经济效率。

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空间演变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黄河流域118个地级市（自治州、盟）2000—2022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黄河流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有效地促进了黄河流域产业升级，但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对产业结构转型影响不显著；第二，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和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推动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的关系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第四，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加显著；第五，数字经济在提升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后有效地提升了黄河流域的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首先，将数字发展战略放在优先位置，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构建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确立政策体系的实施路径。其次，加大投资力度以推动绿色制造模式的发展，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据中心和云计算能力，形成良好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最后，推进数实融合，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实现黄河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增强技术市场培育能力和经济发展信息驱动力，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实施技术市场深度化和高度信息化的双轨并行战略，实现科技成果最大化利用和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一方面，建立技术交流和合作平台，促进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优化技术市场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提高技术市场的透明度和规范化水平。另一方面，构建并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要素开放共享的激励机制，促进数字要素驱动经济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实现产业协同、链条延伸、生态构建、区域互补、集群发展。首先，通过产业协同，促进不同产业间信息共享、技术融合与价值整合，实现多元化产业生态。其次，注重链条延伸，加强上下游环节的互联互通，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和附加值。最后，培育和发展特定领域的产业集群，促进知识共享、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通过集群效应增强整体产业竞争力，推动黄河流域产业向多元化、均衡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