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文明成为全球发展共识、可持续理念重塑产业逻辑的时代背景下，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生态教育、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旅游正成为国际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发展模式^［1］。《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2024年中国生态旅游游客量达到27.6亿人次，同比增长9.1%。当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及湿地公园为主体框架的生态旅游发展格局。在生态旅游蓬勃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仍存在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协调性不足、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环境承载能力超限等问题，制约了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与综合效益。黄河流域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底蕴，更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2021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载明要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加强区域间资源整合，这为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和政策支撑。系统测定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水平，深入解析其时空演变异质性和形态特征，科学识别生态旅游的最优组态路径，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协调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生态旅游相关研究涉及产品服务、开发规划、发展评价和保护管理等多个方面。在产品服务方面，学者们从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双重视角出发，基于狭义、中义、广义等不同层面构建了相对完善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强调以优质生态旅游资源为核心吸引物^［2］，通过深度开发和体系优化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有机协调发展^［3］。此外，研究者还特别关注社区参与在产品开发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当地居民的广泛参与是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减少文化经济冲突的关键保障^［4］，这一认识为生态旅游产品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生态旅游开发规划研究则呈明显的尺度分层特征，体现了研究视角的多元化趋势。宏观尺度的生态旅游开发多从战略措施层面切入，通过深入分析河北^［5］、江苏^［6］、西藏^［7］等典型区域生态旅游开发模式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指导建议，为区域生态旅游发展提供宏观框架。微观尺度的景区开发则以区位、市场、资源为前提条件，针对西南喀斯特地区^［8］、鄱阳湖保护区^［9］、白洋淀湿地^［10］等具体案例进行精细化产品设计和景观优化，力求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实现负面影响最小的目标，这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为生态旅游规划实践提供有力支撑。生态旅游评价研究则集中于资源评价^［11］、环境承载力评估^［12］和开发适宜性分析^［13］3个维度，评价对象从单一生态系统类型扩展到农业^［14］、草原^［15］等更加多元化的生态旅游资源系统，评价尺度从单一景区层面拓展到市域、省域等更大空间层面，体现了评价研究的系统性和综合性特征。此外，评价指标的丰富性和精细化程度得到显著提升^［16］，为生态旅游的科学测度提供了重要工具支撑。

生态旅游的保护和管理体系作为确保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机制，主要围绕景区规划、游客管理、社区参与、环境教育4个核心要素展开^［17］。其中，景区规划作为生态旅游保护和管理的基础性工程，在理念和方法上从传统圈层模式^［18］向融合自然、人文、社会要素的综合性规划体系转变^［19］，此外，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提升了生态旅游景区规划的科学化和精准化水平^［20］，使规划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变。传统的游客管理模式多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确定最优游客数量作为核心管控标准^［21］，这种硬约束方式虽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但较难兼顾游客体验的多样化需求。近年来，游客感知价值评价^［22］、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23］等综合性管理日益成为研究热点，标志着游客管理从粗放式数量控制向精细化质量管理转变，体现了管理理念从管控导向向服务导向的深层变革。社区参与作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地居民的深度参与生态旅游管理不仅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自然环境的有效监管^［24］，更能通过内生动力激发实现旅游发展与社区福祉的良性互动^［25］，但这种积极效应的实现程度与社区参与的具体模式、参与深度及利益分享机制密切相关^［26］。环境教育作为生态旅游显著区别于其他旅游形式的核心特征，承担着生态意识培育和环保理念传播的重要使命，其功能定位已从单纯的知识传播拓展为价值观念重塑和行为模式引导的综合性教育^［27］，其媒介选择、使用频率及有效性评估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28］，特别是在数字化背景下，新媒体技术在提升环境教育感染力和影响力方面的应用潜力日益凸显。

国内外学者围绕生态旅游已开展了广泛研究并在理论构建、研究方法和实践指导等方面取得了相关成果，评价指标由单一性转向多元性和综合性，研究尺度从微观景区转向宏观性区域，技术手段由传统统计数据转向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这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与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也存在如下需要提升之处：在研究尺度上，对黄河流域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地带生态旅游的系统性、动态性分析相对不足。在发展路径上，缺乏对生态旅游发展因果关系的非线性特征与多元组态路径的系统探索。在分析方法上，现有研究多采用线性思维和因果关系假设，依托传统回归分析等方法，缺乏基于组态视角的多元路径识别和分析。基于此，本研究以黄河流域63个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2013—2022年长时间序列面板数据，以系统揭示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进一步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系统识别生态旅游发展的多元路径，探讨不同发展模式的异质性特征和条件组合效应，旨在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支撑和决策参考。

黄河自西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自治区），流域总面积7.95×10⁵ km²。本研究基于黄河流域自然禀赋、行政区划及区域经济等因素，并考虑数据可得性和统计口径一致性进行研究区界定。鉴于海东、阿拉善盟等地市数据缺失较多，济源、莱芜行政区划有调整情况，最终将流域内63个地市作为研究对象。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跃升，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理念指导下，流域相关地市生态功能显著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持续提升。此外，流域内生态旅游发展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依托多元的自然生态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初步形成了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沿黄生态旅游廊道、国家湿地公园为主体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29］。与此同时，由于不同流域和地区在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生态约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水平呈现时空异质性特征，亟需通过科学测度和深入分析，探寻差异化组态提升路径，以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动态平衡。

在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由生态环境、供给能力、保障条件和发展潜力4个主维度、8个系统层、14个具体指标构成的生态旅游发展评价体系（表1）^［30-38］。该体系既遵循生态旅游生态性、旅游性、教育性的本质属性，又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此外，在指标遴选上充分参考生态旅游以往研究成果，并注重生态环境与旅游产业的协调性、区域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匹配性，进而形成较为具有黄河流域区域针对性的生态旅游评价体系。

生态旅游环境维度主要通过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两个系统刻画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的环境承载条件和生态保护水平，既包含植被覆盖度、大气环境质量等自然生态指标，也涵盖环境治理能力、资源循环利用等人为保护指标；生态旅游供给维度作为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要素，从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两个角度给予衡量，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地等数量反映了生态旅游的资源可达性，旅游总收入和星级饭店数则体现了产业发展的规模效益和服务质量；生态旅游保障维度是区域生态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通过经济状况和城市化程度来评估区域经济实力、居民消费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对生态旅游发展的支撑作用；生态旅游潜力维度则从现实需求规模和资本投入力度两类指标来评估生态旅游的市场前景和发展动力。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指标权重计算和生态旅游发展水平测度。

本研究构建了包含社会经济、遥感观测和生态环境等多维数据体系。社会经济数据涵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主要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生态旅游资源禀赋数据涵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等，数据源于相关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和统计资料。考虑到不同类型资源禀赋在空间上存在重叠现象，本研究采用层级化统计原则，按照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的优先级序列进行去重处理，确保统计结果的准确性。遥感观测数据采用多平台融合策略，NDVI源于NASA EarthData平台发布的MODIS植被指数产品（https：//search.earthdata.nasa.gov/search），夜间灯光指数来源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地理数据中心（NGDC）发布的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影像^［39］，PM_2.5浓度数据特别采用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发布的全球地面PM_2.5格点数据集（https：//sites.wustl.edu/acag/datasets/surface-pm2-5/）。生态环境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地级市环境状况公报和生态环境部门发布的环境质量报告，包括空气质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此外，针对数据体系中个别年份缺失值，本研究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处理，以确保数据序列的完整性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标准差椭圆是空间统计学中重要的方向分布分析工具，能有效揭示研究对象在地域单元内集中性、延展性和方向性规律。该方法以地理要素空间重心为基点，通过计算各观测点在x、y坐标轴上的标准差，构建包含长半轴、短半轴、旋转角度等核心参数的椭圆图形，进而实现对空间分布格局的量化^［40］。标准差椭圆公式如下：

式中：SDx和SDy分别代表x轴和y轴标准差；∆xi和∆yi分别代表各生态旅游发展空间重心的x、y坐标点与其平均中心的偏差；θ代表椭圆旋转角；n表示地市总数。

空间自相关分析通过检验观测值是否在空间上呈现聚集或分散模式，来揭示研究对象的空间组织规律，包括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41］。全局空间自相关依托全局Moran's I来判断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在研究区的空间集散程度，局部空间自相关则通过计算局部LISA指标来检验各地理单元与其邻近单元间的局部空间关联性。公式如下：

式中：I为全局Moran's I；Ii为局部Moran'I；n为空间单元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i和xj分别为生态旅游发展在空间单元i和j的观测值；x¯为生态旅游发展均值。

核密度估计作为非参数统计分析的重要工具，通过构建连续概率密度函数来分析样本数据的内在分布规律。观察核密度曲线的分布位置、分布形态、分布延展性和极化现象可为衡量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的演化轨迹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公式如下：

式中：N为样本个数；x_i 为独立同分布的各地市生态旅游发展水平值； x¯为各地市生态旅游发展均值；h为带宽；K（x）为核函数，本文采用高斯核密度函数。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通过探讨各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或互补关系，突破了传统线性回归分析的理论假设，为探索复杂社会现象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提供了创新分析范式。fsQCA主要通过一致性和覆盖度两个核心指标评估前因条件组合与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强度。公式如下：

式中：Consistency和Coverage分别为一致率和覆盖度。A_i 为第i个地市生态旅游发展对前因组合的隶属度；B_i 为第i个地市生态旅游发展对结果变量的隶属度。覆盖率越接近1，表明该前因变量的解释力越强。一致率大于0.8时，则该前因变量可以作为生态旅游发展的充分条件；一致率大于0.9时，则判定为该前因变量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通过熵值法可计算得出2013—2022年黄河流域63个地市生态旅游发展指数，根据极值、用等距间隔法可将生态旅游发展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水平5个等级类型^［40］。从时间演化特征看，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呈整体上升、结构优化的显著特征（图1A~C）。流域整体生态旅游发展指数均值从2013年的0.145提升至2022年的0.248，年均增长率为5.29%，这表明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这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基于熵值法所构建的生态旅游评价体系和所得数值主要体现的是区域间比较优势而非发展绝对水平。从数量结构变化看，生态旅游发展经历由橄榄形向倒三角形结构演进（图1D）。2013—2022年低水平区实现历史性清零，较低水平区大幅收缩，由29个减少至11个，此外，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区则从4个分别增至26和15个，呈爆发式增长特征，这种结构演进表明出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优化的跃迁过程，部分城市已突破生态旅游发展的临界阈值，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

从空间分布格局看，生态旅游发展在黄河流域表现出流域梯度分异、省会极化驱动特征。一方面，下游地区生态旅游发展指数从0.178增长至0.307，中游地区从0.145增长至0.242，上游地区从0.098增长至0.172，具有下游领跑、中游跟进、上游追赶的流域梯度分异特征，2013—2022年流域间梯度差异尽管持续存在，但存在不断收敛趋势。下游地区在经济发展、交通网络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综合性优势，而上游地区虽具备了优质的生态旅游资源，但受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等制约，生态旅游发展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高水平区空间分布体现了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引领作用，2013年的4个高水平城市均为省会城市（太原、西安、济南、郑州），到2022年扩展至26个地市，不仅包含了银川、兰州、西宁、呼和浩特等西部省会（首府）城市的全面跃升，还涵盖了包头、淄博、洛阳等区域性中心城市。

以2013—2022年生态旅游发展各分维度均值为分析依据，对其进行ArcGIS地图呈现（图2），4个细分维度呈现模式多元且形态差异的分异格局。生态旅游环境维度表现为资源主导、边缘分布的空间格局（图2A），高水平区集中在西安、汉中、安康、铜川、天水等生态条件优越的边缘城市，这些地市多位于秦岭、祁连山等重要生态功能区，远离高强度经济活动区域，保持相对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包头、鄂尔多斯、乌海等传统重工业城市由于长期承担资源开采和工业生产功能，生态环境均位列低水平区，这表明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传统资源型城市面临发展模式转型的迫切需求。生态旅游供给维度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图2B），高水平区几乎被太原、济南、郑州、洛阳、西安等省会城市垄断，这些城市凭借其政治中心和资源配置优势，在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产业投资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较低水平区多达27个地市，主要分布于黄河上中游的边缘地区。

生态旅游保障维度在黄河流域形成了东强西弱的基本格局（图2C）。高水平区集中在济南、淄博、郑州等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市在金融支撑、政策环境、人力资源、交通可达性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为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保障基础。低水平区则集中在商洛、固原、平凉、天水等西部边缘城市，这种空间格局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旅游保障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生态旅游潜力维度呈现金字塔形的分布特征（图2D），即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区域仅有7个城市，集中在济南、淄博、郑州、西安等区域中心城市，而低水平和较低水平地市共有49个，广泛分布于山西北部、内蒙古大部、甘肃全境和宁夏等地，这些地市虽然当前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但拥有相对原始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具备发展生态旅游的核心资源优势。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上述地区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将加速完善，因而具有较大的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和空间。

本文设置1倍标准差椭圆参数进行时空演化分析，主要考虑如下：其一，能够包含约68%的地市单元，有效反映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集聚特征；其二，可避免2倍或3倍标准差可能导致的椭圆范围过大而掩盖空间分布的细节。由图3可知，2013—2022年标准差椭圆的旋转角度稳定在94.80°~95.59°，长轴与短轴比值约为1.7∶1，椭圆扁率为0.40~0.42，这些参数共同表明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呈现显著的西北-东南向狭长分布，与黄河干流的走向基本吻合，反映出黄河作为中国重要的地理和文化纽带，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在塑造其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格局中起基础性作用。标准差椭圆主要覆盖山东和山西大部、河南北部、陕西中部等黄河流域中东部地区，上述地区经济基础、交通条件和市场需求与其他地区相比优势显著。椭圆重心长期稳定在山西省临汾市境内（36.39°—36.52°N，111.42°—111.58°E），这客观上反映出中下游地区在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主导与核心作用。

从时序演化特征看，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重心在2013—2022年经历了多阶段变化过程，总体向西南方向移动48.68 km，考虑到黄河流域东西跨度约1 900 km、南北约1 100 km，该迁移距离虽绝对值不大，但在流域尺度内仍具有重要的空间指示意义。基于重心迁移距离变化和方向转折等特征，可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13—2015年）为探索调整期，重心先向西偏移后转向东南，表明研究初期黄河上游地区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生态旅游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但随着发展瓶颈显现，生态旅游发展重心开始向经济条件更为优越的中下游地区转移。第二阶段（2016—2018年）为结构重构期，重心出现短暂西北回摆后大幅向西南转移，西安、兰州等城市在相关政策驱动下实现生态旅游快速发展，拉动了发展重心的西向迁移。第三阶段（2019—2022年）为动态平衡期，重心在东南和西南之间反复摆动，体现了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各地区间的相互竞争与协调发展态势，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等下游地区与关中平原、兰西城市群等上中游地区在生态旅游发展上趋于动态平衡。

2013—2022年，全局Moran's I均为正值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黄河流域各地市生态旅游发展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市在地理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态势（表2）。从时序演变特征看，全局Moran's I呈现出高位起步、逐步收敛的变化轨迹，数值从2013年的0.233稳步下降至2022年的0.171，Z统计量也相应从3.626下降至2.836，但始终保持高度显著性。空间集聚强度逐步减弱反映了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空间格局的持续优化，虽然地理邻近性仍然是影响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其约束强度有所降低，而政策导向、市场机制、技术创新等其他因素作用在相对增强；持续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也证实了相邻地市在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市场需求等方面的相似性依然促进着协同发展效应的形成。

为揭示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的局部空间聚类特征，运用GeoDa软件构建2013年和2022年的LISA集聚图（图4），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核心地区，2013年涵盖济南、淄博、东营、郑州、西安、咸阳等地市，2022年这一集聚格局进一步强化并向外扩散，数量由12个增至15个，反映了上述地区在生态旅游集聚优势与协同效应不断增强。低-低集聚区则集中在甘肃、宁夏等黄河上游省区，受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和基础设施条件等制约，生态旅游发展和相邻地区形成了低水平均衡效应。低-低集聚空间范围在研究期间虽相对稳定，但内部结构有所优化，部分地市通过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低-高集聚区相对分散，主要分布在高-高集聚区的边缘地带，受益于邻近高水平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生态旅游具有较大发展潜力。高-低集聚型主要体现在兰州等省会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其在生态旅游发展与周边地区相比具有相对优势。

通过Matlab软件绘制黄河流域整体和不同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核密度分布图，从分布位置、主峰形态、延展性和极化现象等揭示其动态演进规律（图5）。从黄河流域整体看（图5A），2013—2022年核密度曲线呈小幅右移态势，反映出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水平在研究期有系统性提升。右移幅度有限，说明生态旅游发展仍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双重挑战，流域内生态环境脆弱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态旅游的快速发展。此外，核密度曲线右侧呈明显拖尾现象，拖尾长度增加，表明流域内存在部分地市生态旅游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形成了一定的头部效应，也暗示着极端值出现的概率在增大。从极化现象看，核密度曲线呈现出明显的双峰特征，主峰与次峰并存现象日趋显著，反映出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的两极分化趋势，主要源于地市间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导致生态旅游要素积聚存在马太效应。

上、中、下游地区在总体演进趋势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具体形态上表现出区域异质性。从共性特征看，三大流域段的核密度曲线均向右移动，与流域整体演进方向一致，表明各流域段生态旅游发展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各流域段核密度曲线主峰高度普遍下降、宽度逐步扩大，流域内部各区域地市生态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从差异化特征看，黄河下游地区核密度曲线右拖尾最为明显（图5D），反映出济南、郑州等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市在生态旅游发展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主要得益于下游地市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强的市场需求；上游地区核密度曲线右侧逐渐趋于平缓，无明显双峰现象（图5B），这说明基于对西部地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政策倾斜，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该区生态旅游两极分化得以改善。

以黄河流域各地市2013—2022年生态旅游发展指数均值为结果变量评价体系系统层中8个子维度为前因变量，建构得出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的组态路径模型。必要性分析与fsQCA分析前，需将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都转变成模糊集隶属分数。参考Ragin等^［42］采用分位点法对变量进行模糊集转换，以75%、50%和25%分位数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临界值进行锚点校准。由表3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各个指标在数值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既体现了黄河流域地理区划和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也为识别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多元化路径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隶属度为0.5的案例因归属不明可能会影响组态结果的判别，为了最大限度避免路径归属模糊带来的技术偏误，按照研究惯例将所有校准后出现0.5的隶属度值统一调整为0.501。

开展生态旅游发展组态路径分析之前，需对各前因变量进行单因子必要性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单一条件对生态旅游发展具有决定影响。当某一前因变量一致性系数达到或超过0.9时，即可认定该变量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表明缺少该条件将导致预期结果无法实现。本文运用fsQCA 4.1软件对生态旅游发展水平的8个前因变量及其否定形式共16种条件状态进行系统检验（表4），所有条件变量一致性水平均未达到0.9的临界阈值，表明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路径既不依赖于某个核心要素的绝对优势，也不会因单一条件的缺失而面临根本性障碍。无单一必要条件的检验结果印证了黄河流域生态旅游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属性，其发展水平是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经济实力等多维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流域各地市不应拘泥于某种单一发展模式，而是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形成差异化的生态旅游发展路径。

遵循Fiss^［43］、杜运周等^［44］的分析范式，设定一致性阈值为0.800、PRI一致性阈值为0.700以及最小案例阈值为1的标准参数，构建真值表并获得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3种组态解。以中间解为标准解进行解释，将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的前因变量识别为核心条件，仅在简约解中出现的变量视为边缘条件。由表5可知，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共存在10条组态路径，总体解一致性达到0.985，覆盖度为0.713，表明这些组态能够解释71.3%的高生态旅游发展案例，具有较好可靠性和解释力。根据各组态的条件组合特征与发展动力机制，可将其分为4种导向类型，即综合协调导向型（组态2、7、10）、资源禀赋导向型（组态1、3、8）、市场需求导向型（组态6、9）和产业投资发展路径导向型（组态4、5）。

综合协调导向型包括了西安、临沂、淄博、咸阳、泰安、郑州等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核心条件数量为5~6个，体现了要素集成、协调发展的成熟形态，尤其是郑州、泰安已具备6个核心条件，表明其生态旅游发展属多要素、协同型驱动。资源禀赋导向型以太原、宝鸡、银川、包头等资源型城市为代表，共同特征是将资源禀赋水平作为核心驱动要素，同时配置产业发展水平和资本投入力度等条件，这类地市多位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民族风情，为生态旅游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也暴露出其在市场开发、需求培育等方面的不足，单纯依靠资源优势而缺乏系统要素配置的生态旅游发展具有脆弱性。市场需求导向型以东营、新乡、济宁、济南为代表，突出了城市化程度和现实需求规模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体现了市场-需求-城市化的外向拓展逻辑。产业投资导向型则以渭南、开封、焦作等城市为典型，仅具备产业发展水平和资本投入力度两个核心条件，这种发展模式反映出上述地市通过重点领域集中发力、寻求发展突破口的现实需要。

参考吴成颂等^［45］研究方案，通过改变校准锚点、改变一致性阈值及增删案例等对fsQCA的组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调整校准锚点参数，将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校准锚点从原始设定的［0.75，0.5，0.25］调整为［0.95，0.5，0.05］，结果显示交叉点保持稳定，所得组态路径与原始结果基本一致。其次，将raw一致性阈值分别设定为0.85和0.72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解项数量出现相应的小幅波动，但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组态路径保持稳定；将PRI一致性从0.700提升至0.750，所得结果完全包含现有组态，进一步验证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再次，调整案例频数阈值从1提升至2，虽然组态路径数量有所减少，但组态核心特征保持不变，这一结果符合fsQCA分析中提高案例阈值筛选出更为稳定组态的理论预期。最后，通过调整交叉点锚点，将中位数替换为45%分位数重新校准，结果所得路径与原始分析结论基本保持一致，这进一步证明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组态路径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本文通过构建多维度评价体系和运用组态分析方法，系统揭示了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的时空异质性特征与组态提升路径，有利于加深对生态旅游发展复杂因果关系的理论认识，为复杂系统理论在生态旅游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有益探索。此外，通过黄河流域63个地市生态旅游时空演化规律和形态分异特征进行系统性分析，为优化流域内生态旅游空间布局、制定差异化生态旅游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与长江经济带、珠江流域等发达地区相比，黄河流域生态旅游虽起步较晚，但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元的地质地貌景观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正在形成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尤其是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引领下，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结合，体现出生态修复+文化挖掘+产业融合的独特模式。

本文存在以下需改进之处：其一，在评价体系构建方面，虽然广泛参考了相关文献并依据生态旅游发展要义进行了评价框架设计，但受制于市级层面数据可得性约束，部分反映生态旅游发展质量和游客体验的微观指标仍有欠缺，后续研究应针对黄河流域大河文明+生态保护的双重属性，进一步整合移动信令、在线评论等多源数据，构建更加全面的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测度体系。其二，在组态路径分析方面，本研究通过fsQCA方法识别出了四大组态提升路径，但对各路径内部要素的耦合机理、传导机制及演化关系探讨则相对不足，未来可基于游客偏好演化、企业战略选择、政府政策调整等微观视角，引入系统仿真、网络结构等方法，探究各组态路径间的交互作用与非线性演化特征。其三，在技术方法创新方面，应积极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黄河流域生态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潜力，如遥感影像数据监测生态环境变化、社交媒体数据分析游客行为偏好、机器学习算法预测生态旅游发展趋势等，以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从时空分异演变看，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呈现整体上升、结构优化的显著特征。空间结构上则表现出流域梯度分异和省会城市极化驱动相结合的异质性特征。下游地区在经济发展、交通网络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综合性优势，上游地区受限于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等制约，生态旅游发展相对不足。此外，生态旅游发展在研究期逐渐形成了以省会（首府）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对外辐射和引领效应。从形态分异来看，黄河流域生态旅游空间重心呈显著的西北-东南向狭长分布，与黄河干流走向基本吻合。流域各地市生态旅游发展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市在地理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态势。从核密度曲线形态来看，研究期内核密度曲线小幅右移且双峰特征鲜明，反映出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水平有系统性提升，但地市间两极分化趋势日趋显现。从组态路径来看，黄河生态旅游发展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特征，是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经济实力等多维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发展路径既不依赖于某个核心要素，也不因单一条件缺失而面临发展障碍。根据驱动机制与组合特征，可将生态旅游发展10个组态路径归纳为4大主导类型，即综合协调导向型、资源禀赋导向型、市场需求导向型和产业投资导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