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禁牧政策是草原管理的重要手段。

禁牧政策对环境的影响和对农牧民的影响已被大量研究。王志浩^［1］将超载行为与生态补奖政策及生计资本联系起来，运用中介效应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生计资本及超载放牧的影响。王成燕^［2］分析了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认知、行为响应、参与意愿和满意度，并实证探讨了影响满意度的因素。刘利娟^［3］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收入水平及结构的影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从宏观层面的整体结果出发，继而分析具有普适性的结论，但关于农牧民的感知层面研究禁牧政策实施效果的文献较少。

青海省共和县北靠青海湖，东临黄河，是青藏高原的东门户，是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带和青海湖草原湿地生态带，是青海省实施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重点区域，生态地位十分重要。但在全球变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下，该区土地沙漠化和风沙危害等问题严重^［4］。共和县禁牧工作已持续23年，2001年青海省下发《青海省政府关于保护生态环境实行禁牧的命令》，其中共和县是首批禁牧的地区，2013年继续在塔拉滩设立封禁保护区试点，同时进行人工促进自然植被的恢复，2019年共和县印发《2019年度共和县草原禁牧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2021年共和县开始实施新一轮的禁牧政策。塔拉滩周边区域在共和县禁牧政策推行过程中极具典型性，在5年为一期的禁牧政策实施和政府与人民的不断努力下，共和县沙漠化土地面积呈持续缩减态势^［5-6］。然而，在生态恢复的同时，禁牧政策下农牧民关于禁牧的认知与行为响应，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基于2023年在青海省共和县塔拉滩周边的入户走访与问卷调查，从农牧民的认知、生产和生计3个方面，分析了当地农牧民对禁牧政策变化的期望、对生计和生产的需求，以及不同人群响应的差异性，期望为当地后续政策的完善和提升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决策参考。

共和县塔拉滩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盆地（35.5°—37.2°N，99.0°—101.5°E），地处青海南山与河卡山之间，包括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整体地势平坦，平均海拔接近3 000 m，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且多大风天气，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图1）。该区植被类型以草原为主，近年来放牧活动受到了禁牧政策等的影响。

2023年8月，课题组以青海省共和县塔拉滩及周边地区为研究区域，选取了黄河村、东科村、乔夫坦村、莫合村、下梅村、浪娘村、上卡力岗村、下卡力岗村等14个村庄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入户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共获得问卷220份，有效问卷184份。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了农牧民的个体特征、农牧民的家庭生产状况、农牧民的禁牧政策响应以及禁牧后农牧民的认知等内容。具体问卷信息如表1。

本次调查样本中，男性占比较高，整体年龄结构偏向高龄化，中老年受访者占样本总量59.2%。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家庭就业层面，73.3%的受访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草场权属方面，剔除少量模糊回答样本后，73.9%的受访家庭草场归集体所有。受访者对政策及家庭生产、收支状况认知清晰，问卷能较客观、准确反映实际情况，数据质量和可信度较高。

为了验证本次问卷调查的可靠性和有效度，本研究通过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若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Alpha系数值大于0.9时问卷信度较高；若系数值在0.8~0.9，问卷信度良好；若系数值在0.7~0.8，问卷信度尚可。用KMO抽样适度检验及巴特利特（Barlett）球状检验来确定因子模型的有效性，KMO>0.9，非常适合；0.8<KMO<0.9，适合；0.7<KMO<0.8，一般适合；0.6<KMO<0.7，不太适合；KMO<0.5，不适合^［7］。本次问卷调查信度良好，效度合适，满足问卷调查的信效度要求，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表2）。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访问代填的方式，由调查小组成员通过入户访问即时填写，并结合深入访谈对收集的数据进行补充完善。问卷设计主要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部分问题则采用三级量表和两项式。

本文运用统计分析法，对禁牧后农牧民的响应状况进行详细描述与分析，并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面对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差异进行分析。统计分析法主要用到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ANOVA分析，利用SPSS软件完成。

塔拉滩周边多数区域处于禁牧状态，针对“草场环境变化”问题，77.2%的受访者认为当地的草场环境变好，这与本研究的实地调查结果一致。44.0%的受访者认为若继续禁牧生态环境可能变好，46.7%的受访者认为必定变好。回答“如果停止禁牧，生态环境会怎么样变化”时，39.7%的农牧民认为环境一定会变坏，44.0%的人认为环境可能变坏。已有研究中^［8-10］提到禁牧可减轻草地退化，增加NDVI值，即生态环境变好。在面对“是否同意禁牧年限越长越有利于草原恢复”问题时，39.7%的农牧民同意，而41.3%人并不赞同这个观点。适度的放牧或者刈割可以使得草原的生态系统更加稳定^［11-14］。58.2%的受访者认为禁牧改变了其生活方式。在对认为禁牧未产生影响的农牧民进行深入访谈后，发现这些家庭主要在自家饲养牲畜，饲料大多来自农田的作物和秸秆，故而受禁牧政策影响程度较低。在禁牧对生活状况的影响上，28.3%的人表示生活状况变差（表3）。在这部分人群中，年龄超过45岁者占比超60%。

综上，大多数人认为禁牧使得环境变好，因为他们能感受到草原在恢复，沙尘天气在减少，少数人则认为环境的恢复是受天气的影响而变化的，禁牧政策对其影响较小。6成以上的人表示其生活在禁牧政策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放牧的时间大大减少。

在对禁牧政策满意程度方面，非常满意占7.6%，满意占46.2%，一般满意占29.9%，不满意占14.7%，非常不满意占1.6%。可见仍有相当数量的人表达了不满，其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对禁牧政策的满意度仅停留在一般满意。关于“禁牧结束后是否愿意继续禁牧”，只有6.0%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的人数分别为21.7%和8.2%。通过深入访谈发现，许多农牧民理解并支持禁牧政策，但认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并未充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而使得部分人的态度从支持转为中立。

总体而言，农牧民对禁牧政策的认可度较高，这种认可多是基于理性分析和长远考虑，因为他们切实体会到禁牧可以让草原恢复。实际上，仍有诸多农牧民并不愿意实施禁牧，因为他们更关注当下的利益，而禁牧补贴难以弥补禁牧带来的经济损失。48.0%的受访者认为补贴较少，42.1%的人认为补贴数量处于一般水平。此外，部分适宜适度放牧地区仍实行禁牧，也引发了部分农牧民的不满。

禁牧政策实施后，农牧民根据现有的生计资本和技术条件，对传统的放牧方式进行了调整。本次调研剔除纯农户后，有81.4%的受访者缩减了养殖规模，其中68.8%的人期望未来进一步减少。深入调查显示，近年来当地羊肉价格持续低迷，且禁牧导致养殖成本上升，许多养殖户难以盈利，因此大多数人希望缩减养殖规模。对于中老年人而言，他们难以转行，仍然依赖农耕和适量养殖以维持生计，缩减规模有助于降低风险。在当前放牧方式选择上，64.2%采用舍饲，36.6%采用全年放牧，11.4%采用轮牧，8.9%采用其他方式。排除重复选择后，纯舍饲占49.6%。在针对放牧意愿的调查中，57.7%的受访者希望全年放牧，24.4%希望轮牧，17.1%希望舍饲。当前为全年放牧和轮牧的受访者倾向于延续当前放牧方式，选择轮牧者普遍具备草原保护意识，认可其对草原恢复的作用；选择全年放牧者则多因生计压力，期望借此降低饲料成本、增加收入（表4）。

总体而言，自禁牧政策推行后，基于数量扩张的传统放牧模式面临严峻的存续困境。受政策影响，农牧民养殖规模普遍收缩，该现象表明禁牧政策对畜牧业生产结构及农牧民养殖行为，产生了直接且显著的调节效应。禁牧最初的目的就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15］，为了更好地让农牧民进行生计的转型，环保教育和宣传必不可少^［16］，在充分认识到禁牧政策对环境帮助之后，农牧民会更加支持该政策。此外，有效的宣传能够改变农牧民的观念，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禁牧对草原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进而推动禁牧政策的落实。

禁牧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的农牧民被迫放弃传统的农耕和放牧生活，转向城市务工以维持生计。调研显示，村里的年轻劳动力多数都涌向了城市。农牧民家庭中来自打工的收入平均占家庭总收入的33.6%。深入调查发现，受到禁牧政策影响，很多农牧民选择了将羊群全部出售，预计打工收入占比会越来越高。在受访者中，打工的总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21.3%。

禁牧政策改变了当地农牧民的家庭收入结构，务工收入逐渐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放牧收入占比有所下降。受限于知识水平和技能储备，当地农牧民在寻求新的增收途径时，多倾向于选择依赖体力劳动的工作形式。这一现象反映出，在政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农牧民的就业选择与自身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亟须配套的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助力其融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本研究聚焦塔拉滩周边区域，将其划分为东、西、北三区开展调查。东区囊括铁盖乡多数村庄，西区以沙珠玉乡主要村落为主体，北区涵盖切吉乡与廿地乡的村庄。其中，西区生态恢复效果突出，北区受禁牧政策冲击较小，东区广泛布局光伏发电场，并发展了“光伏羊”养殖模式。调查数据显示，三区受访者中农牧民占比约40%，打工者占比约50%，职业属性分布无显著差异。

为深入探究不同农牧民对禁牧政策响应的个体差异，本研究运用SPSS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与单因素ANOVA检验。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区域为自变量，将农牧民对禁牧政策响应的相关问题设为因变量开展方差分析。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在“对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和“是否愿意自费保护草场”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上存在显著差异（表5）。相较于男性，女性对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更高，且更倾向于自费保护草场。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表6），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在回答“对禁牧补贴数量的感受”问题时呈现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表7），45岁以上人群与25~45岁人群在该问题回答上差异显著。45岁以上人群多认为禁牧补贴较少（图2）。这主要是因为该年龄段人群在禁牧后经济来源相对匮乏，对禁牧补贴依赖程度高，而补贴不足以维持生计，所以觉得补贴偏少。​在未来养殖规模规划上，塔拉滩东西两侧农牧民表现出缩减养殖规模的趋势，占比分别为39.2%与45.6%。西区凭借良好生态环境与较多可放牧区域，选择维持现有养殖规模的比例较高；东区因“光伏羊”养殖存在人脉准入门槛，致使众多原牧户放弃放牧，转行至其他行业。在对禁牧政策的态度方面，区域间差异显著。西区对禁牧政策持不满意及非常不满意态度的受访者占比达24.4%，而东区与北区该比例分别仅为9.8%和7%。西区生态环境改善后，禁牧政策对当地居民生活形成一定限制，进而引发不满。北区仅有30%的受访者认为禁牧政策改变了自身生活，而东西两区超半数受访者表示生活受禁牧政策影响。调研中还发现，空巢老人现象较为普遍。这部分群体曾依靠放牧维持生计，禁牧后既无法放羊，又难以从事其他工作，生活陷入困境。​

综上，针对不同地区和人群在禁牧政策响应上的显著差异，亟待制定差异化政策，以实现生态环境改善与居民安居乐业的双赢目标。

当地农牧民普遍认可禁牧政策，充分说明大多数农牧民能认识到禁牧对草原环境的保护作用，这与其他研究结果^［17］相同。农牧民会适当地缩减养殖规模并调整他们的养殖模式，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了舍饲，这与李克昌等^［18］的结论一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走出当地，进行非农牧行业就业。这在周升强^［19］的研究中有所体现，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家庭选择将家庭劳动力由农牧业就业转移至非农牧就业，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日益显现。当高成本的舍饲不能带给农牧民足够收入之后，他们选择了非农牧行业就业。从整体上分析，该地区对禁牧政策认知与响应并未体现出与其他地区有明显差异。

本次调查发现，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禁牧政策的响应差别不大，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存在一定差异，王丽佳等^［20］的研究表明牧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越高，存在该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所采访到的农牧民文化水平差异不明显，大多处于中小学水平，所以难以得出不同文化水平下的响应差异。本次研究结果还显示，45岁以上中老年人更多地认为禁牧政策补贴少，并且禁牧政策的认可度偏低，这与赵玉洁等^［21］的研究结果一致，禁牧政策增加了弱势群体的生存风险。年龄较大的农牧民属于弱势群体，难以从农牧业之外获取收入，在低补助的情况下，对禁牧也更加难以接受。女性比男性更乐于接受禁牧政策，且更愿意保护环境，这可能因为女性对自然界有天生的认同感，比男性更亲近于自然，对待自然更友好^［22］。

综上所述，该地区不同人群对禁牧政策的响应呈现出一定的地方性特征。在调查区域拥有6成45岁以上人群，较年长人群对禁牧政策的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政府应当更加注重和关心较年长人群在该地区对禁牧政策的认知与响应。

共和县早在30年前就被认定为防沙治沙示范县，是最早实施禁牧政策的地区。农牧民多不满其“一刀切”做法。过去的简单、线性政策制度，难以适应复杂而动态的系统。因此，政策的制定应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以更好地服务于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的生活需求。中国禁牧政策中违规放牧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政策的“一刀切”问题^［23］。长期完全封育并不能显著改善半干旱沙地草场植被的生产力及其放牧功能，而季节性封育（放牧）可以有效地维持半干旱沙地草场的群落与牲畜放牧间的非平衡状态及草场的放牧价值^［24］。所以草原的治理需要走出依靠强制性政策来限制人类活动的阶段，应当依据不同的地、不同的人来制定不同的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去为当地的农牧民进行服务。如共和县部分经长期禁牧和风沙治理后生态已良好的区域，应及时调整禁牧政策。目前共和县牧民社会难以依靠自身提升恢复力，政府的帮助仍然是最重要的力量^［25］。在这一时期，政府的政策和帮助需要谨慎制定，避免成为干扰因素。Tang等^［26］认为当前的补偿水平显著低于牧民们的期望值，应当进行差异化的补偿工作。共和县也存在不同区域受禁牧政策影响不同，农牧民反应各异，政策实施需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通过深入访谈得知，禁牧补偿并不能完全填补舍饲所需的饲料支出，相较于自由放牧而言，他们需要进行额外的饲料购买。东巴村的某村民表示会在羊过冬前与其他村民一起从安徽、河南等地采购大批饲料。实现饲草与牲畜的平衡，且不让农牧民额外支出费用，是提升农牧民对禁牧政策评价的关键因素。在对当地农牧民的调查中发现，当地仅有少量的人在进行牧草的人工养殖。但是青海省从2013年就已经实施系列饲草人工种植项目^［27］，若在共和县地区开展一定量的饲草养殖项目，饲料难题解决必然可以使一部分农牧民消除对禁牧政策的顾虑，禁牧政策的满意程度也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认知层面，约八成农牧民认可禁牧政策的益处并表示满意，主要源于周边生活环境持续改善。但他们普遍认为禁牧补助不足，难以满足需求，致使对禁牧政策并非完全认同。

生产行为响应上，多数农牧民被动调整家庭牲畜规模与放牧方式，以舍饲养殖取代牧场放牧。由于难以迅速改变以往以量取胜的放牧模式，只能逐步缩减牲畜规模。

生计响应方面，农牧民生计多元化趋势愈发明显，众多年轻人赴大城市寻求新机遇和生活方式。家庭收入不再单纯依赖牧场与农田，反映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

响应差异上，45岁以上人群更难适应禁牧带来的变化，需更多政府扶持；男性比女性更关注禁牧对经济的影响，家庭经济变化对男性触动更大，因此提高禁牧补贴可提升农牧民满意度；塔拉滩北边受到禁牧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少，而塔拉滩西边与东边区域受到禁牧政策的影响较大，对禁牧政策的不满更多，塔拉滩西边因多年禁牧和植树造林，草场恢复良好，农牧民放牧意愿增强，应重新对草场评估。塔拉滩东边受光伏建设影响，不少受访者因无法在光伏区域放牧而抱怨，应尽快开展协调工作。

国家应当适度提高禁牧补助标准，以切实减轻农牧民因禁牧而承受的经济负担。当前，禁牧虽对生态环境意义重大，但农牧民失去了部分传统畜牧收益，经济压力显著增加。适度提升补助金额，能直接缓解他们的经济困境，确保其生活质量不受较大影响。

在生态治理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框架下，推动草场管理模式向动态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部门应通过专业人才引进机制，聘请具备生态学、草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背景的专家团队，对草场生态系统展开持续性动态评估，依据评估结果灵活开放可放牧区域，并对放牧时间和时长进行有序管控。

针对年事已高、受限于身体机能或技能短板而缺乏工作能力的群体，政府应秉持公平与兜底原则，精准施策，通过财政专项投入提供额外补助，依地区生活成本科学设定标准，保障其基本生活。

在推动乡村劳动力多元就业转型进程中，政府应积极作为，强化对农牧民非农牧业就业培训工作。通过多元渠道加大外出务工宣传引导，精准对接当地产业实际，科学规划并开展涵盖多领域的非农牧职业技能培训，靶向提升农牧民在非农牧业领域的就业竞争力。

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政府应积极构建生态保护参与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将更多农牧民纳入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体系，开展教育活动增强其生态保护意识，激励并监督其减少过度放牧，推动生态保护的全民协同。

积极探索实施人工饲草项目，增加本地饲草储备，降低农牧民饲草获取成本，同时创造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