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中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核心区域，其生态保护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河西走廊绿洲的存续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自古以来，祁连山脉雨雪带来的水资源孕育出绿洲，又因其连接中原和西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麓的河西走廊更成为农耕和游牧文明相互碰撞的地方。新中国成立以后，祁连山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仍属于地广人稀的牧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地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祁连山地区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和强度随之改变，森林砍伐、矿山开采、小水电开发、超载过牧普遍发生。生态环境的脆弱加上人类不合理的扰动，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祁连山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威胁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划设后，开始逐步扭转无序开发局面，2014年之后大规模的掠夺式开发基本停止。自2017年9月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以来，甘肃、青海两省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落实最严格的管控措施，祁连山生态保护已由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整治修复转入常态长效保护新阶段。区域内水源涵养功能显著增强，森林蓄积量持续增加，草原生态稳定性不断增强。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刚性制约仍非常明显。一方面，祁连山地区是以高寒山区为主的生态脆弱区，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面临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退化等生态问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另一方面，祁连山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当地产业以资源依赖型为主，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本就不足，加上广泛分布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权衡依然是生态脆弱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由吴传钧^［1］提出并系统阐述，成为中国地理学，特别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基石。它超越了将“人”与“地”视为二元对立或简单因果关系的传统视角，主张将特定地域视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复杂的巨系统，被广泛应用于气候变化、生态修复、区域可持续发展、城市群成因和演化、乡村振兴等领域。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祁连山自然生态系统及生态脆弱性、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管理、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移民、国家公园建设等方面展开研究^［2-4］。早期研究多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自然地理学研究较少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人文地理学研究则在自然基础数据应用方面较为薄弱。后来在吴传钧^［1］、黄秉维^［5］、陆大道^［6］强化统一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学者开展了大量人地系统耦合视角下的综合研究。比如李新等^［7］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祁连山人类活动发展进程和祁连山生态治理后人类活动变化，对祁连山生态与生计双赢的绿色发展策略等展开研究；高妍等^［8］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对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片区的生态、经济、社会3个子系统进行评价；李佳桐等^［9］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建设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与农牧户福祉的耦合协调关系；胡潇月等^［10］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例，将生态补偿标准纳入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复杂系统之中，模拟和分析了不同发展情景下实现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双赢的生态补偿标准。以上研究对维护祁连山生态安全、保障河西走廊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甘青两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可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分析范式为理解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工具，对于推动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协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动态平衡，对祁连山这类生态脆弱区与重要屏障区显得尤为迫切与关键。基于此，本研究从人地系统视角出发，将祁连山地区视为一个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系统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发展策略的演变，深刻剖析现阶段祁连山绿色转型面临的挑战，基于祁连山自然-人文系统交互机制与生态保护发展目标，构建人地系统视角下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发展框架，提出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发展科学对策。这既是当前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概念经过系统阐释逐步形成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甚至整个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11］。20世纪80年代以后，钱学森^［12］倡导用系统科学方法研究“人地巨系统”，黄秉维^［5］推动陆地系统科学与地理学综合研究，陆大道^［6］进一步提出自然-人文综合巨系统框架，奠定人地系统的多学科交叉基础。纵观人地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从地理学“二元割裂”的困境中逐步突围，发展为统合自然与人文的综合学科范式的过程。

人地系统是由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两个子系统交错构成的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机制^［1］。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于：①地域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系统，也就是人与地在特定的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1］。②系统性：系统由自然子系统（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与人文子系统（人口、经济、技术、文化、政策等）耦合而成。二者并非主从关系，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相互渗透、相互反馈。③辩证性和动态性：要以辩证法的观点，加以动态系统的分析，才能正确认识人地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吴传钧^［1］强调地理学要“着重研究人地系统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人地关系是否协调抑或矛盾，不决定于地而取决于人”，突出了人类在系统中的能动责任和调控可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核心目标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完全契合^［11］。

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内涵，将其分析框架整合为3个核心维度：结构功能、作用机制与时空格局。①结构功能，解析系统由何构成及其效用为何。需辨识自然本底结构（如气候、地貌、水文）与人文社会经济结构（如产业、聚落、制度），并探究二者耦合如何衍生出特定的、可能协同或冲突的复合型地域功能（如生态屏障、生产供给）。这些功能可能协同，也可能竞争甚至冲突。②作用机制，聚焦系统如何运行与演变。核心在于剖析自然与人文子系统间以投入-产出为基础的物质能量交换与反馈作用。人类通过资源开发利用向自然系统施加“投入”，自然系统则以资源供给或环境约束进行反馈，由此形成复杂的正负反馈回路。系统具非线性特征，关键政策或事件干预可能引发系统状态的突变与转型。③时空格局，即在时空尺度下考察系统的演变规律与内部差异。时间上，需分析系统的形成、发展、转型等演化阶段与过程；空间上，则须承认并研究其内部因自然条件与人文活动强度不同而呈现的地域分异。科学识别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地域，是实施差异化调控策略的前提。

21世纪以来，受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影响，加之中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对人地关系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地理学界在人地系统理论框架之下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在科学评估人-地关系的演化和转型动态，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展。陆大道创建点-轴系统理论后领衔开展了中国城镇化科学道路、中国经济增长合理速度、“一带一路”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研究^［11］；方创琳等^［13］在系统总结中国人地关系研究进展后，指出人地系统理论在实践中已广泛应用于解决不同时空尺度的区域发展问题和不同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金凤君等^［14］评估了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区域政策在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社会效益和体制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为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参考；刘纪远等^［15］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刘彦随指出，人地系统科学可以有效应对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复杂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16］。人地系统科学整合了地理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独特的分析框架，在解决国土规划、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需求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首次提出环境与发展议题，次年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国家重要议事日程，中国生态保护工作开始起步。1974年之后由中央到地方开始建立环境保护机构，有关祁连山生态保护的行政管理和科研机构相继成立，祁连山保护与发展迈上新台阶。回顾1975—2025年中国、甘青两省以及祁连山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根据国家启动改革开放、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部署西部大开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两山论”等关键时间节点将祁连山生态保护和发展分为4个阶段：①1975—2000年，人地矛盾突出的粗放式开发利用阶段；②2000—2010年，人地矛盾加剧的过度开发利用阶段；③2010—2020年，从人地矛盾爆发走向生态复兴阶段；④2020—2025年，探索人地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转型阶段。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发展展示了人地关系在近50年的演变过程，显示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积极探索，更是中国生态文明发展实践的历史写照（表1）。

1975—200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转型的关键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市场化改革释放活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2000年GDP突破10万亿元，较1978年（3 679亿元）增长超27倍^［17］。祁连山地区所在的甘肃、青海两省地处内陆，经济发展相对缓慢，2000年甘肃、青海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1.2%和0.3%，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60%^［18-20］。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扰动不断增加，各种环境问题随之出现。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水土流失、荒漠化问题严峻。甘青两省产业结构高度依赖矿产资源开发，祁连山地区以采矿、小型水电、农牧业为主，粗放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加上高寒干旱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祁连山面临雪线上移、冰川退缩、草地退化、水土流失等严重的环境危机。与建国初期比，森林面积减少了16.5%，出山年径流量减少了11.77%^［21-22］，致使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用水矛盾非常突出。石羊河流域地下水位由2 m下降到10 m多^［23］；黑河流域尾闾西、东居延海于1961年和1992年先后干涸，下游河道1999年断流超过200 d^［24］，严重威胁到祁连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时期也是世界各国反思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之后，大规模掀起生态保护和修复研究与实践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张掖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所成立，林业科学研究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开展。1987年祁连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1988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实施天然林封育管理取得了一定成绩。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等科研单位牵头围绕祁连山区水源涵养保护与生态综合治理开展了大量研究，为祁连山区域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说，1975—2000年祁连山地区处于人地矛盾突出的粗放式开发利用阶段。矿产资源开采、水电站建设、过度放牧和毁林开荒等人类活动打破了祁连山曾经和谐的人地关系，植被破坏、草地退化、河道断流、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7］。

2000年国家全面启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制定多项利好政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2000—2010年，甘青两省综合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基础设施极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0年间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9%^［18］，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8%^［19］。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口激增伴随着对能源、水、土地等资源的大量需求，矿产、水电、过牧、拓荒等资源的高强度集约利用方式导致祁连山地区局部生态退化不断加剧。一方面，气候持续变暖致使冰川储量加速减少，2010年祁连山冰川面积相比1956年减少420.81 km^2［25］，祁连山水源涵养功能大大降低，出山径流明显减少。另一方面，绿洲面积扩张导致社会经济用水需求快速攀升，河西走廊水资源日益短缺，黑河下游的额济纳绿洲萎缩，石羊河下游民勤地区荒漠化加重。青海祁连山区水土流失总面积7.38万km²，祁连县、天峻县土地沙化扩展趋势明显^［26］。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压力下，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环境问题愈发突出，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更加突出。

2000年前后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议题，《联合国千年宣言》、2002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2003年的世界水论坛和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等均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祁连山是河西走廊内陆河唯一的水源供给区，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保障其水源涵养功能及水资源合理利用是实现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生态保护和建设方面，甘青两省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流域治理、水土保持、自然保护区建设等一系列重点生态工程，科学家们围绕河西走廊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提供了大量科学依据、技术支撑和决策支持。黑河与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自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黑河下游居延海复现水面达40.5 km²，石羊河下游青土湖在干涸51年之后复现。但是，生态恢复与保护需要长期持续不断地投入，在保护与发展中找到平衡依旧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面临的核心问题。

综合来看，2000—2010年是祁连山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人类活动带给生态环境的压力与日俱增，虽然通过一系列措施初步扭转了生态恶化的局面，但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不断加剧的双重影响下，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人地矛盾不断加剧。

2011—202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矛盾凸显期^［27］。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形成巨大压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17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发展理念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28］。“两山论”现已成为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202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其列为可持续发展中国方案的核心要义。甘青两省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围绕经贸、基建、文化、可再生能源、农业现代化等领域开展大量工作。2010—2020年，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为8.2%^［18］，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为5.9%^［19］。面对党和国家对生态保护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甘青两省围绕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实施多项生态工程，《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规划（2012—2020年）》《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等相继出台。“十二五”期间，祁连山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依然高度依赖矿山、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作为甘青两省的重要牧业区，随着当地人口的增加，放牧牛羊的数量逐年增多。2017年末祁连山保护区内的肃南、天祝2县牲畜存栏量较1949年增加了504%，羊单位占有草场面积下降80.2%，草地放牧牲畜数量远超合理载畜量^［29］。过度超载放牧打破了区域的生态系统平衡，加剧了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再加上矿产资源粗放开发、水电水资源无序利用、旅游活动无视生态服务功能和水土资源超载等人类活动影响，祁连山局部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祁连山整体、长期的生态服务功能，生态安全屏障能力明显下降^［30］。

2015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林业局就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内矿产资源开发和水电设施建设活动明显，生态环境局部恶化等突出问题约谈了相关部门，随后各部门针对矿产、水电、旅游、放牧等生态问题制定了整改方案；2017年中央督察组就祁连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情况开展专项督察行动，通报4项主要问题：违法违规采矿、水电开发强度大、企业偷排偷放、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力。随后相关部门立即督查整改，完成整改330个约谈和自查发现的项目，全面实施重大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启动山水林田湖项目。为进一步理顺祁连山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体制机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31］，甘肃、青海两省启动试点建设。2018年祁连山生态治理已初见成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研究结果显示，祁连山重点区域1985—2018年人类活动强度整体上不断增加，2016年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最大；2018年相比2016年人类活动点位大幅度减少，人类活动强度明显减弱^［7］。2019年，张掖市作为祁连山生态修复主战场，完成179项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包括关闭矿山、拆除违规设施、恢复植被等，被国家督导组称为整改“教科书”，中央肯定“由乱到治”，生态修复取得阶段性成果^［32］。到2020年，祁连山生态系统治理不断深化，智慧监测体系已经建成，实现天-空-地立体监管。

可以看出，2010—2020年是祁连山地区发展理念深刻转变的10年。在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发展新阶段、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的多重影响下，祁连山地区从人地矛盾爆发逐步走向“由乱到治”生态复兴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真正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让绿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底色。2024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若干政策措施》，强调要坚持高水平保护，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20—2025年，祁连山地区生态修复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广泛共识和实践遵循。

通过实施多项生态修复工程、妥善安置生态移民、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等一系列扎实的工作，祁连山地区生态系统持续向好、生态功能逐步恢复。据报道，2025年甘肃省祁连山保护区的生态保护状况指数（NEI值）已连续8年呈缓慢上升趋势，祁连山地区国控断面水质自2019年以来均达到或优于Ⅱ类^［33］。青海省祁连县森林覆盖率达11.46%，草原植被盖度达67.64%，黑河、八宝河水质100%达标Ⅱ类及以上^［34］。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呈现恢复性增长，不同种群野生动物数量较2014年提高15%~20%^［35］。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在祁连山的生态保护中被广泛应用，大大提升了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为进一步推进祁连山生态保护常态化、长效化，甘青两省分别印发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监管工作机制》《甘肃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行动方案》《青海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实施方案》等文件，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为祁连山的长期保护提供保障。

绿色发展方面，两省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努力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共赢。祁连山地区初步构建以现代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文旅为主的生态经济产业体系，绿色产业转型凸显成效。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2024年，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区生产总值从48.85亿元增长至83.42亿元，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8.3亿元增长至44.19亿元，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区生产总值从34.96亿元增长至43.34亿元。为进一步实现林草资源价值，各地积极尝试碳汇资源经营开发、部署推进生态补偿。张掖市民乐县实施高原碳汇储备林项目，采用“储备林+苗圃”“储备林+中药材”“储备林+工业用材林”等模式，既增强祁连山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能力又能增加多元化收益，形成生态+发展双赢格局^［36］；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管护力度的增强，肃南县境内林草生态植被覆盖率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获批全国首批50个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县（市、区）之一^［37］。

由此可见，2020—2025年是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由“大治”转向“长治”的新阶段，祁连山地区正从“生态修复样本”走向“绿色发展示范区”，逐步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祁连山生态环境脆弱，容易引发生态退化。虽然祁连山生态环境治理已经大见成效，但生态脆弱区修复治理后生态功能恢复时限较长，受自然灾害影响，造成二次破坏的风险较大。高寒环境下的生物链极易受到破坏，山区生态环境被人为破坏后短期内无法恢复。一旦植物受到破坏，珍稀动物也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因此，祁连山生态修复和治理任务长期且艰巨。

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工程的成本高。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期间（2017—2021年），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规划累计下达投资38.56亿元，用于林地保护、草地保护、湿地保护、水土保持、冰川保护、生态保护支撑和科技支撑等建设任务。生态修复与保护资金需求大、投资周期长，短期内难以实现成本效益平衡。

生态补偿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实施过程中面临困境：①生态补偿依然是政府主导，以单一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主，距离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还有较大差距，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单一。②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各地区参与横向生态补偿的意愿和能力差异较大，使补偿协议难以达成。③区域间生态利益关系复杂，界定生态补偿关键问题时往往需要大量协商沟通。但生态补偿协商制度的不足导致生态补偿工作从协议到实施整个过程效率低下。④当前的生态补偿标准较为片面，补偿金额较低，保护者付出与回报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和实效性。

祁连山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蕴藏着河西走廊80%的水量。根据第二次中国冰川编目（SCGI），2015年祁连山共有冰川2 785条，总面积约1 537 km²，冰川储量820亿m³，占全国冰川总面积的3.4%，其中甘肃境内的冰川面积约占祁连山冰川总面积的81%，冰川分布的海拔为4 017~5 764 m，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增加，4 700~5 300 m为冰川集中分布区。受全球气候变暖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祁连山冰川整体呈退缩趋势。1956—2010年，祁连山冰川面积共减少420.81 km²（-20.88%），冻土的分布范围也在逐年减少，导致水源涵养能力下降^［25］。近10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加速退缩趋势，区域尺度上祁连山西段的疏勒河流域和柴达木盆地两个冰川规模较大的流域损失最大，分别达到了8.3 km³和9.2 km³。在气候变暖背景下，祁连山冰川冰储量亏损加剧，冰川融水径流贡献率将越过临界点^［2］。甘肃河西走廊，青海祁连县、门源县等地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都依赖祁连山冰川融水，但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叠加影响下，冰川退缩加剧了水资源的不确定性。水资源时空分布失衡导致水土资源不匹配，进而导致地下水超采、产业发展粗放等环境问题，缺水矛盾进一步激化。水资源对祁连山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长期存在，水资源合理利用仍是重要课题，需要国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生态地位极其重要，发展空间严重不足。祁连山国家公园总面积5.02万km²，核心保护区2.75万km²，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55%，其中甘肃省片区1.81万km²，青海省片区0.94万km^2［31］。为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功能，核心保护区内实行严格保护，禁止一切开发活动。为建立生态主体功能区，祁连山北麓的肃南县全县77%的国土面积被划为保护地带^［38］，南麓祁连县全域40%以上的面积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39］，县域发展空间严重不足。由于祁连山保护区内大部分属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生态贡献与补偿收益不对等，生态功能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资源依赖型产业为主，生态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祁连山自建立国家级保护区以来，所有林木一律禁止采伐，公益林补偿每公顷仅为150元^［40］，难以支撑农牧民日常生计。自2017年祁连山生态环境集中整治以来，因矿山、水电及部分旅游项目关停退出、退耕禁牧工程和生态移民的实施，地方产业、居民生计和生产生活空间都受到极大影响。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祁连山北麓75%的面积在肃南县境内，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涉及肃南6个乡（镇）88个行政村。该县县域经济以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采矿业和水电业是该县税收的主要来源。2015年，肃南县矿产资源开发收入达到全县财政收入的80%以上，祁连山生态政策的限制对地方财政收入影响巨大。在完成保护区内矿山和在建水电项目退出、生态移民的相关补偿之后，还需将每年财政收入的30%投入生态环境保护^［38］。

地区经济落后、群众生计单一，绿色发展转型压力大。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涉及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2023年GDP仅为75.79亿元、40.22亿元和26.1亿元。祁连山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群众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生计类型单一，自我发展能力弱，生态移民面临更大的生活困境和生计风险。生态保护的公益性、准公益性属性强，地方财政拮据难以维系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亟须建立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相关地区基本保障和转型发展财力缺口巨大，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绿色发展转型面临巨大的压力。

祁连山地区的自然-人文系统交互影响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耦合过程，涉及生态系统的自然演替与人类活动的双向反馈。自然子系统对人文子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水源涵养、固碳、土壤保持等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限制；人文子系统对自然子系统的干预主要体现在资源利用开发、生态破坏、生态修复和系统调控等方面。自然与人文系统交互产生的正反馈是自我强化的循环，可能良性也可能恶性，往往呈指数变化；负反馈则是系统自我调节的稳定器，呈现周期性波动，需要警惕过度抑制可能导致发展停滞。在自然-人文综合巨系统内，科学实施政策干预有助于打破原有恶性循环，重构物质能量流动路径。以祁连山地区为例，生态恢复→经济转型→系统韧性提升就是典型的正反馈良性循环，通过生态恢复和经济转型等政策干预正向增强系统韧性；过度开发→生态约束→发展受限则是典型的负反馈机制，当经济开发需求突破人地系统承载力阈值时，自然子系统通过功能退化反向约束人类活动强度。

筑牢祁连山生态安全屏障，构建中国西部生态安全核心屏障，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通过生态红线刚性约束、关键物种廊道建设等保持祁连山生态系统完整性；技术赋能突破高寒地区生态修复核心难题，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系统性修复能力；数字引领智慧监测体系，通过天空地人一体化监测智慧网络等平台动态调整保护与开发强度，实现人地系统适应性调控。

实现祁连山地区水-生态-经济的总体平衡。水-生态-经济平衡是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核心机制，亟须破解水资源短缺这一困局，围绕水资源优化配置、生态产业化增值、产业生态化转型等构建水-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融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祁连山作为“高原冰川水库”和“生命之源”，其生态安全直接影响西北乃至全国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祁连山地区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统筹强化生态防护、产业升级和民生保障，最终实现人地系统协调发展。

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综合考虑祁连山地区自然-人文系统交互影响机制与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目标，提出人地系统视角下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发展框架（图1）。该框架整合了自然子系统与人文子系统的交互作用，通过物质循环、能量转化、投入产出揭示系统内双向影响机制。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祁连山生态退化→功能下降→经济滞缓的核心矛盾，提出协同治理路径。一方面，通过刚性约束、技术干预、制度创新等实现生态保护与修复。采取的策略是设置负反馈机制防范风险，如生态红线；利用正反馈加速修复，如政府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农牧民生活方式转变等实现绿色经济转型。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通过核心区严格保护维持自然子系统的完整性、通过特许经营等机制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收益、通过跨域协同管理等实现制度创新，在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发展框架中承担着协调、整合、优化人地系统的核心功能。该框架打破保护-发展二元对立，将生态修复与经济转型纳入同一系统，是典型的人地协调范式，通过系统思维破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为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提供可推广模板。

祁连山地区的人地系统是一个功能层级清晰、物质与价值双向流动的复合系统。其结构的稳定性取决于自然子系统各生态功能的完整性与衔接性；其功能的可持续性则取决于生态系统服务流与社会经济价值反馈能否形成良性闭环。基于此，分别从强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构建生态经济体系、推进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三方面为实现祁连山地区可持续发展提出策略。

人类福祉离不开生态系统服务，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对生态系统服务流的依赖。本策略旨在确保生态安全屏障功能的优先地位，只有持续修复与强化自然系统的完整性，才能保障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安全。

严守生态红线，科学规划实施生态保护及修复项目。严格按照生态承载力划分的不同区域实施生态修复和保护，通过水源涵养林保育恢复、山区退耕地生态恢复、退化草地生态修复等项目增加林草植被覆盖率，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流域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提高区域内生物多样性。

加强黑河、石羊河等重点流域水资源优化管理。持续推进流域内湿地修复、候鸟栖息地保护、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工程，有效保护流域生态系统；推广节水技术，不断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深化水价水权改革，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稳步推进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秉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探索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的新机制。

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存在双向反馈机制，本策略旨在推进绿色发展转型，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互馈。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和现代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围绕玉米制种、蔬菜水果、牛羊养殖、中药材、马铃薯、花卉等资源优势不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全力打造国家绿色生态农产品和中药材加工基地；以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示范基地为引领，加大科技投入深入推进种业改良、盐碱地治理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探索农牧结合、粮饲兼顾、种养循环、集约发展等循环农业发展道路；培强做优生态产业市场主体，积极打造“甘味”区域公用品牌。通过标准化生产、智慧化监管、立体式营销，不断提升绿色农产品品牌效益。

围绕新能源、新型材料等资源禀赋优势，引领新兴产业高起点绿色发展。稳步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全力打造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促进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培育壮大新兴生态工业，加快推进以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新型材料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生态工业智能制造产业园和大数据产业园等重点园区建设，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深化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做优做强生态文化旅游。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发展理念，围绕丝路文明、河西走廊国家遗产线路、祁连山国家公园、高原生态文化、民族民俗文化传承等资源打造精品生态文化旅游线路；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数智文旅平台，将祁连山地区丰富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与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充分结合，做好西北旅游季节性变化的安全保障，建设生态型、国际化、高标准旅游景区。

国家公园承载着协调、整合与优化人地系统的重要功能，本策略旨在发挥祁连山国家公园对区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引领作用，构建祁连山人地系统互利共生、具有韧性的新格局。

夯实自然系统根基，以科技与制度创新提升生态系统完整性与韧性。实施基于关键物种的栖息地精细化保护，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构建雪豹、荒漠猫等旗舰物种的高分辨率栖息地适宜性模型，精准识别并严格保护生态廊道与核心繁殖地；推动国家公园建设与“三北”工程六期规划深度融合；争取设立专项，系统开展冰川动态观测、冻土退化机理与防控技术等前瞻性研究，增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立国家公园生态资产核算与健康预警体系，系统开展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动态监测其存量与流量变化；构建以水源涵养、固碳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性为阈值的多尺度预警模型，实现从被动治理到主动防控的转变。

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馈。出台《祁连山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确立保护优先、特许经营、社区受益的产业准入与监管框架。在一般控制区内规范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等特许活动，开发森林、草原碳汇项目，探索水源涵养等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重点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祁连山国家公园”区域公共品牌，引进专业运营主体，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GEP应用试点，探索将生态效益纳入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建设跨区域生态补偿与交易平台，打造西北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改革示范区。除生态管护员外，支持牧民以多种形式参与特许经营，形成管护工资+经营收入+资产收益的多元生计结构。

创新协同治理机制，构建祁连山国家公园系统治理新范式。推动成立祁连山国家公园跨省区协同治理委员会。在中央相关部委统筹下，整合甘青两省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属地政府、社区代表及科研机构等多方主体，赋予其在规划对接、统一执法、生态补偿协商等方面的实质决策权，以制度性安排破解行政壁垒与治理碎片化问题。搭建科学-政策-社区知识共享平台。建立国家公园科学委员会，定期发布生态健康与社区发展报告。同时，设立社区共管理事会，将传统生态知识（如轮牧经验）纳入管理决策，使保护政策更具文化适应性与社会韧性，实现现代科学管理与地方性知识的有机融合。

本研究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理论范式，系统梳理了祁连山地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及现实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协调该系统动态平衡、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框架。通过将生态、经济与社会变迁置于统一的系统分析视角，深入揭示了其内在关联与互动机制，体现了以综合性研究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科价值。祁连山地区的保护与发展实践，生动反映了人地关系认知的深化过程，也为高寒生态脆弱区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