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特殊的文化存在，主要以人为载体，以传统文化为表现形式，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审美和旅游价值^［1-2］。进入21世纪，对非遗的保护传承已受到国家重视，2021年3月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强调，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强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3］。地方各级政府也在出台相应法律规章对非遗进行保护。根植于中华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现代社会，失去了应用环境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很大威胁，非遗的泛滥化、过度市场化和传承危机等问题日益凸显^［4］。系统研究非遗的空间分布格局、影响因素、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是有效推动对非遗的保护开发、指导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非遗的概念始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称《公约》），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起步较早。已有成果多围绕非遗的法律保护^［5］、数字化保护^［6-7］、旅游开发^［8］、价值评估^［9］及旅游开发对遗产地的影响^［10-11］等方面。尤以西欧国家和日本学者的研究较多，为中国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参考。随着中国在2004年加入该公约，非遗逐渐受到了国内社会文化地理学学者的关注，研究领域集中在非遗的保护传承^［12-13］、非遗的空间格局及其作用机理^［14-15］、非遗旅游开发利用评估^［16-17］、非遗生态文化景观特征^［18］等方面，出现了很多优秀成果。研究非遗的地域空间结构是提升非遗管理和保护水平的重要途径^［19］。

目前国内学者对非遗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已经开展了较多研究。研究对象主要包含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项目，研究区域主要包括宏观尺度（全国）^［20-21］、中观尺度（省域、市州）^［22-24］和微观尺度（特定非遗项目）^［25-26］等方面。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环境因素，其中地形地貌、气候、水资源、土壤、植被等因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分布影响明显^{［21，23］}；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人口分布、交通条件、政策法规和社会环境等因素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影响明显^［23-24］。已有的研究对新疆的关注较少，在影响因素方面缺乏统计学角度的定量研究。定量分析影响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对非遗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可以为非遗的资源整合、实现非遗差异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科学依据。

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新疆“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文化润疆”方略，为推动新时代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奠定工作基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弘扬传统文化、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系统分析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有利于新疆优化非遗保护格局，为文化与旅游融合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本文以新疆498个非遗项目为研究对象，集成地形、气象、水系、交通、社会、经济等自然和社会经济数据，综合运用最邻近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模型等研究方法，开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分异规律研究，系统构建了影响新疆非遗的影响因素机制，探究非遗分布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推进文化润疆工程战略落地，以及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新疆是中国多元文化的汇聚地，多种宗教与文化的融合在新疆留下了不同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和多彩的文化遗存^［27］。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及灿烂多彩、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使新疆保存了数目可观的文化遗产。截至2020年底，新疆拥有国家级非遗141项（数量居全国第八），其中有3项（木卡姆艺术、玛纳斯、麦西热甫）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五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保持非遗申报地区的完整性，故把申报地区共同所有的非遗项目根据行政区进行拆分，最后得到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498项，通过百度地图API的地址解析方法获取非遗矢量点数据的经纬度。影响因素分析所用的地形数据、河流水系、交通道路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气候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

借助 ArcGIS、GeoDa、R语言等软件，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和全局莫兰指数等研究方法^［20-24］，研究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类型、密度特征和空间关联特征，进一步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28］。具体的方法1模型见表1。

总体来看，新疆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表2），共有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遗项目498项（包含扩展项目），其中，国家级非遗共五批141项，自治区级非遗共四批357项。从申报批次来看，新疆的国家级非遗第二批和第三批非遗项目较多，共有87项，占61.7%，第四批和第五批非遗项目较少，仅有31项，占21.9%。新疆自治区级非遗项目集中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共有251项，占70.3%，第三批和第四批非遗项目仅106项，占29.7%。在区域尺度方面，北疆地区国家级非遗分布较多，共有81项，占57.4%，自治区级非遗共200项，占56%，南疆地区非遗项目分布相对较少，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遗占比分别为42.6%和44%。

在地州层面，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乌鲁木齐市是新疆非遗项目分布最多的地（市、州，图1），国家级非遗数量均超过10项，占新疆国家级非遗总数的60.9%，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占总体的57.4%。阿勒泰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哈密地区、吐鲁番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非遗数量相对较少，国家级非遗占总数的36.2%，自治区级非遗占总数的40%；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克拉玛依市的非遗数量最少，国家级非遗项目分别仅有3项和1项，自治区级非遗分别仅有7项和2项。

从非遗类型在新疆的分布来看（表3），国家级非遗方面，传统音乐的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项）和喀什地区（4项），传统技艺类非遗主要分布在喀什地区（7项）、阿克苏地区（4项）、塔城地区（4项）和吐鲁番地区（4项）。民俗类非遗没有明显的集聚区域，在喀什地区（4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项）、昌吉回族自治州（3项）均有分布。民间文学类非遗主要分布在塔城地区（5项）。传统舞蹈类非遗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项）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项）。传统美术、曲艺、传统医药以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非遗项目类型分布较少。传统戏剧类国家级非遗至今仍然是空白。自治区级非遗项目类型与国家级非遗的分布相似，传统技艺类非遗类型最多，其次分别为传统音乐、民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舞蹈等类型非遗项目，传统美术、曲艺、传统戏剧等非遗类型分布较少。

空间最邻近分析表明，新疆非遗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状态（表4），最邻近指数R=0.156<1、P=0.00，表明其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状态。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民间文学类非遗的集聚程度较高，最邻近指数R均小于0.3。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舞蹈、传统医药、曲艺类非遗的最邻近指数R为0.5—0.9，呈显著弱集聚状态。传统戏剧的最邻近指数R=3.13，说明其在空间上呈现均匀分布状态。

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呈现多核心组团、中心集聚特征，主要形成了以乌鲁木齐-吐鲁番-库尔勒为核心的一级组团、伊宁和喀什为核心的二级组团以及以塔城、哈密和阿克苏为中心的若干三级组团（图2）。乌鲁木齐-吐鲁番-库尔勒组团是新疆非遗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这3个城市范围内的非遗项目数量占新疆非遗总数的26.1%。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省会城市拥有培育非遗项目的经济优势和区位优势。二级组团以喀什和伊宁为核心，伊宁是伊犁河谷的中心城市，喀什则是南疆的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同时这里也是新疆和中亚南亚国家的交界区域，少数民族众多，民俗文化丰富。这些区域拥有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基础。三级组团主要以地州的中心城市为核心，非遗资源主要集聚在城市及其周边区域。

为了揭示新疆非遗的空间关联特征，运用GeoDa软件分别对市（地区）、县（区）两级行政区划单元的非遗数量进行全局莫兰指数分析。图3显示，大部分散点分布在第二和第四象限，较少的部分落在了第一和第三象限，在市级、县级尺度莫兰指数I分别为-0.447、-0.157，表明在市级尺度的空间上新疆非遗趋于离散化趋势的空间负相关，而在县级尺度上，莫兰指数I趋近于0，表明在县级尺度的空间上新疆非遗的空间自相关性较弱。

非遗的空间分布受多因素共同影响，结合文化地理理论和相关非遗研究进展，绘制非遗空间分布的因素分析框架（图4）。总体上可将各种影响因素综合为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三大类。具体的指标和释义见表5。

自然因素决定着非遗项目自身的基础条件：一方面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通常人类活动较为频繁，良好的自然环境有利于非遗的产生与开发；另一方面气候适宜、水源充足的地区有利于文明的发源与传播。本研究主要选择地形地貌、径流水系、平均降水3个因子分析自然因素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

经济因素反映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产业经济的发展为非遗项目的开发提供了物质条件，便捷的交通便于非遗的传播与扩散，农业经济则是非遗产生的经济基础。经济发达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非遗项目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人才资金、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等支撑。本研究主要选择经济基础、城镇化、农业生产、交通要素4个因子分析经济因素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

社会文化因素是承载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环境条件。一方面，非遗的产生植根于地方的文化环境，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长期积累沿袭的历史传统、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生产技艺；另一方面，非遗的发展受政府调控以及相关政策的影响也比较明显。本研究主要选择民族分布、文化环境、政策支持3个因子分析社会文化因素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

通过地理探测器计算得到的新疆非遗影响因素探测结果q值显示：大部分影响因子对新疆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影响，说明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不过不同因素的影响因子的解释力大小存在差异（表6）。从总体影响维度来看，影响因素q值排序为：社会文化因素（0.5494）>经济因素（0.4597）>自然因素（0.2285）。从分项影响因子来看，影响因子q值排序为：文化环境（0.1856）>民族分布（0.1849）>政策支持（0.1789）>经济基础（0.1596）>农业生产（0.1591）>交通要素（0.1066）>地形地貌（0.1000）>径流水系（0.0865）>平均降水（0.0420）>城镇化（0.0344）。

社会文化因素的地理探测器q值最大，说明社会文化因素对新疆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最大。其中，文化环境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民族分布和政策支持。早期非遗的产生与发展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则依赖一定的文化环境，文化资源丰富的区域，历史积累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为非遗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29］。非遗的申报与传承与当地的政策环境紧密结合，非遗的评定与申报很大程度上受政策影响，其中政府工作报告，文旅规划一定程度决定非遗的保护传承。新疆是中国少数民族集聚的重要区域，少数民族人口超60%。少数民族人口超过80%的喀什地区和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是新疆非遗资源聚集的重要区域。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习俗特征具有的特有性和唯一性是新疆非遗资源的重要特色。

经济因素也是影响非遗空间分布的重要特征，其中经济基础和农业发展是经济因素的主导因子。经济发展是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依托条件。经济发达地区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为非遗的申报与保护传承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农业文明是催生文化遗产的重要历史背景，大量的非遗与农业耕作技术与生产制度相关联^［30］。交通要素也是影响非遗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交通线有利于人口的聚集和交流，交通在文化传播与扩散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新疆古丝绸之路沿线区域也是非遗资源的重要聚集区。城镇化则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较小，可能的原因是快速城镇化对传统文化容易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地区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另一方面，城镇化对传统文化和乡村文明的冲击也不容忽视。

相较于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自然因素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小，自然条件主要通过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空间进而影响文化的交互与传播。海拔较高的区域气候环境和交通条件不利于人类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开展，缺乏产生文化遗产的物质基础。不过复杂封闭的地势使区域内现代文明的冲击减少了，利于传统文化遗产的保留^［31］。径流水系也对非遗的空间分布产生一定影响，古代的聚落和居民点主要依托于一定的水域，与东部地区相比，新疆气候干旱，使得居民点对以冰雪融水补给的径流水系需求更为迫切。而平均降水对非遗的影响不明显，在新疆降水对径流补给有限，加上降水受地形因素影响很大，其影响力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地形、河流因素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32］。

对影响新疆非遗空间分布的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进行交互作用探测，有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非遗空间分布的驱动机制。交互作用探测结果显示，自然因素与经济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非遗的空间分布的交互作用主要呈现双协同作用、非线性协同作用并存，不同自然因子间的主导交互作用略有差异（表7）。地形地貌与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交互效应最强，大部分因子解释力超过35%，径流水系与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交互效应相对较弱，因子解释力均在20%—32%，平均降水与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交互效应最弱，大部分因子解释力低于25%。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均大于单因子的影响程度，说明一方面可能是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存在协同效应，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可能存在一个中介效应，即自然因素主要通过作用于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进一步影响非遗的空间分布。

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南北差异明显，北疆分布高于南疆，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乌鲁木齐市是新疆主要的非遗分布地区，非遗类型以传统音乐和传统技艺类为主，传统美术、曲艺、传统戏剧等非遗项目较少。

新疆非遗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其中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民间文学类非遗的集聚程度较高。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舞蹈、传统医药、曲艺类非遗集聚程度相对较低。在空间上形成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库尔勒为核心的一级组团、伊宁和喀什为核心的二级组团以及以塔城、哈密和阿克苏为中心的若干三级组团。不过非遗的空间分布在两个尺度表现出明显负的空间自相关性。

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最大，经济因素的影响次之，而自然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协同效应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更明显。

对新疆非遗空间布局及保护开发的建议：①推动非遗的空间优化发展，南疆地区拥有许多特色浓郁的民族文化，不过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应该从自治区层面加大非遗的资金投入，推动非遗项目产业化，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北疆地区经济相对发达，非遗传承与保护需规避过度商业化对非遗原真性带来的负面效应。②推动非遗创新传承发展，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保护传承经验，推动新疆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探讨符合新疆特色的保护传承模式。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内核，非遗旅游是未来文旅融合重要的发展导向，加强开发非遗创意产品，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

非遗作为特殊的文化遗产，在空间上依赖于区域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非遗聚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对区域整体文化环境的提升有重要意义。新疆的非遗资源主要呈现聚集连片分布，合理布局与统筹保护有利于非遗资源的优化开发，未来需要积极探索新疆特色民族文化保护地建构模式与空间识别。探索非遗空间布局可以为非遗旅游规划提供研究基础，进而为文化旅游规划提供理论依据。新疆是内陆省份多元文化交融的集中代表，通过对非遗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可以为其他内陆省份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提供参考。

本研究主要从宏观尺度层面探究了新疆非遗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对非遗的保护传承与优化开发有一定意义，不过在微观尺度对非遗的文化空间形态、文化景观、居民感知、社区参与等方面的研究还未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他因素对于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挖掘和验证。如历史文化因素，非遗起源与开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未来，随着非遗融合发展文旅融合成为趋势，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将更为被重视，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支撑非遗保护、传承和开发。